8年時間，龍基電力創始人蔣大龍花了幾十個億，拿到了花旗1.5億美元投資，公司總收入超過30億，但這位沃爾沃的前中國首席顧問一直沒有賺到錢。
2002年，蔣大龍從沃爾沃離職，想開設用秸稈這類農林廢棄物燃燒發電的電廠。當時中國還沒人做這門生意，為了說服政府批準立項，就花去他將近3年。除了投資者的錢外，他又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積蓄，開設出中國第一家生物質直燃發電站。
從第一個生物質能發電廠建成運營算起，蔣大龍的龍基電力及其控股的國能生物發電公司在4年多內收入總計超過30億。按裝機容量算，在靠燃燒秸稈、枯枝等農林廢棄物發電的生物質能領域里，擁有19座運營電站的龍基電力占有國內六成以上的市場份額。
但蔣大龍依然憂心忡忡。像大多數清潔能源一樣，生物質直燃發電無法靠自身盈利。雖然相較普通電能，賣生物質電能每度電能多拿0.35元的補貼，但較高的建廠費用以及原料成本消耗掉了所有的收入。
據蔣大龍稱，截至今年中，為了買秸稈等原材料，過去幾年已經累計向農民支付了20多億。蔣說自己有時會負氣閃過“把電廠給關了”的念頭，但一次又一次，他決定繼續撐下來。
全新生意的麻煩
從1996年第一次在瑞典看到用秸稈、樹皮等焚燒發電的電廠后，蔣大龍反復參觀過好些這類電廠。在山東農村長大的蔣大龍覺得，中國那些在田里被白白燒掉的秸稈是筆未被發掘的大資源-作物秸稈在生物質能源中占比最大。目前我國年產秸稈6-7億噸，造肥還田、家庭燃用消耗約35%，剩余4億噸左右的秸稈沒有利用。按秸稈發熱量計算，4億噸秸稈發熱量相當于2億噸自然煤的發熱量。
由于建小型發電廠需要政府審批，2002年從沃爾沃辭職開始，他陸續找過河北、山東等幾個北方產糧大省的省政府，一封封地寫信，托熟人，利用對方出差開會等一切可以見面說上話的機會，申請開設電站。兩年半后，山東發改委終于決定把這個項目上報國家發改委。2004年年底，國家發改委批復同意立項。除了用自己和同事好友的錢成立中國龍基電力科技有限公司外，蔣又四方籌資，先是找到了一家叫做德源的投資公司作為新投資方，重組成立了北京龍基電力，之后找到國家電網，與其下屬公司合資成立了國能生物發電公司。如今，龍基電力占股75%。
他以每新建一個電廠支付50萬美金的代價，取得了丹麥生物質鍋爐公司Bioener的技術授權，得以用丹麥的技術自行生產鍋爐。由于歐洲鍋爐被設計為只焚燒一種燃料，不能多種混合燃燒，國能需要對鍋爐進行技術改造，除了組建一支6人的技術團隊派去丹麥學習外，蔣大龍又說動丹麥的技術專家來國能當技術總監。改造后的鍋爐可以最多燃燒20多種農林廢棄物。
2005年12月，選在山東菏澤地區最為貧困的單縣的第一家生物質直燃發電站終于建成運營。但跟這些開張前的麻煩相比，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
蔣大龍很快發現，自己對這門新生意的預估失算了。最初，單縣電站計劃投資只有2.2億元，但最終成本高達3.3億，這遠高于同等規模煤電設備的價格。當時國家開發銀行為這個環保項目提供了七成貸款，國能只需先支付三成啟動資金，但這也給國能帶來了較高的財務費用。
更糟糕的是，作為原料的秸稈價格也不便宜。這家公司在做可行性分析時，是以每噸秸稈100元的價格進行測算，但農民們出售秸稈時，要價會超過自己收集、捆扎、運送的成本以及勞務費，否則不如放把火燒掉。此外，本地小造紙廠也可能跟電廠爭搶秸稈資源。最終，單縣電廠的秸稈收購價不得不漲到250塊左右，并隨著汽油價和人力費用一直上漲。據估算，要發跟燃燒一噸標準煤同量的電，秸稈的成本要更高。而秸稈的成本占發電成本的六成，這使得電廠運營成本居高不下。
發電成本高過傳統方式，這意味著生物質電廠要靠補貼才能生存。電價由國家制定，銷售給電網企業，生物質電能在脫硫電價的基準上，每度電能多拿0.25元的國家補貼和0.1元臨時補貼。但新疆、山東、吉林等秸稈資源豐富的農業大省基準電價低，特別是新疆，加上補貼，>>電價才五六毛，而廣東、福建江等南方發達地區基準電價可到六七毛，生物質電力的上網電價能達到一元，偏偏天氣潮濕，不適合秸稈燃燒發電。
這幾乎是所有新能源產業的共通難題：它們技術新、研發費高、設備貴，且缺乏配套產業支撐，因而成本高昂。除去技術創新導致成本下降不談，政府補貼是風能、太陽能、垃圾發電等行業能賺錢存活最重要的因素。到2007年時，國能已經快撐不下去，好在這時花旗集團找上門來。
花旗集團當時判斷，既然中國政府日益強調環保和提高農民收入，太陽能、風能的補貼到了每度電1元多，未來生物質發電的補貼應該會變高。國能又是當時這個領域唯一的專業公司，已經建成了6座電站。談了3個月后，花旗決定賭一賭，向國能投資1.5億美元。
拿到錢的蔣大龍開始做一些沒錢時做不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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