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這座繁華的大都市中，退休之后，本該無所事事，或打打牌，下下棋，游游公園之類的，或是盡享天倫之樂，一般人的印象是悠閑滋潤的。然而68歲的馮國利，似乎與大眾退休老人不一樣，他的興趣鐘情于儀器的研究上，他把大部分的退休時間，都投入了一個在國內逐漸邊緣化甚至快要消失的行業——國產科學儀器的制造。

　　2006年起，他和其他兩位老工程師一起，拿出退休金和親戚朋友資助的幾十萬元，開始研制一種新型的色譜分析儀器，現在已完成實驗樣機的試制，還申報了兩項發明專利，年內將推出正式樣機。

　　“萬一失敗，我就當用多年的積蓄去旅游了。比起旅游，這項工作的意義總歸更大些。”馮國利說。

　　“科研后勤兵”，曾最引以為豪

　　馮國利說的“這項工作”，是指科學器材的供應服務。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器材就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之一。做好“科研后勤兵”，是他最引以為豪的事。

　　1989年，他來到剛成立的上海科學器材商場，負責采購各種稀缺的科學實驗器材。那時沒有網絡、手機，國際、國內交流遠不如現在這么便捷，加之國內對進出口管制較嚴，從事前沿科學技術研究的科學家，經常急缺各種新型實驗器材。科學器材商場應運而生，這也是當時國家科委探索科學器材供應市場化的試點。1993年，中科院冶金所承擔了一項“863計劃”任務，急需進口砷烷、磷烷等高純度有機化學試劑。由于這些試劑具有高壓、劇毒、易燃易爆等特性，一般的進出口公司都不愿冒險進口。馮國利和同事們知道后，主動接下單子，積極聯絡國外生產廠商。半年后，裝滿“危險氣體”的貨船緩緩駛入黃浦江，商場專門派車到碼頭“迎接”，并小心翼翼一路“護送”到中科院。同年，這項科研任務順利結題。

　　那時候，科學器材商場向幾大主要科研機構定點發放的“特供卡”，成為科研工作者眼中的搶手貨。每當有重要學術會議舉辦，科學器材商場在會場外設攤接受咨詢，總是門庭若市……1994年，國家科委在北京舉辦科學器材供應服務經驗交流會，馮國利代表上海發言。那份用老式中文打字機敲出來的發言稿，他珍藏至今。

　　50萬歐元“圖紙費”前，決心自己做

　　幾年后，科學器材商場與上海科學器材公司合并，馮國利繼續熱心為科研人員解決各種器材問題。不過，時代漸漸和以前“不一樣”了。

　　隨著中外科技交流的深入和頻繁，進口實驗器材變得越來越簡單，“科研后勤兵”似乎已無存在必要。帶著淡淡失落，馮國利2003年從科學器材公司退休。之后他專門對上海科學儀器市場進行了調查，發現這里幾乎已成為外國科學儀器公司的天下，有100多家外資公司先后在全市設立經營和生產機構，有的還準備把研發中心搬到上海。而以前經常聯系業務的國內器材廠商，幾乎被擠到邊緣，只能在中低檔儀器方面進行低水平重復和低價格惡性競爭。

　　雖然做了20多年進口器材采購，馮國利始終覺得不妙，科學器材市場，不應全是進口貨的天下。曾經有一位法國專家向他介紹過一種新型色譜分析儀器，和傳統產品相比，檢測效率更高。憑著多年科學器材工作的經驗，他判斷該儀器特別適用于中藥成分的分析和質量控制。國家藥監部門的試用效果證實了馮國利的判斷。

　　但這一次，他沒有直接進口儀器，而是提出了中法合作加工的設想。一來為降低成本，二來以此提升國內科學儀器行業的制造能力。沒想到，談判還沒開始，外商就提出要先收50萬歐元的“圖紙費”。“難道我們自己就做不出嗎?”馮國利越想越不服氣，2006年，他拉上兩位“30后”、“40后”工程師，準備自己研究一套國產化技術路徑。

　　白手起家做儀器，沒有資金、沒有工廠。馮國利退休工資一個月才一千多元，手頭不寬裕。好在家人和朋友都支持，大家一起湊了幾十萬元，合作者之一周海舫的兒子免費提供試驗場地。考慮到項目的風險性，他堅決不要另外兩位老工程師出錢湊份子。“這么大風險，他們比我更承受不起，還是全讓我來擔。”馮國利說。

　　這些年來，北京東路和虬江路，是馮國利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他總能淘到既便宜又有用的東西。分析試紙需要專門薄膜，他從北京路買下一大卷原材料，拿回家剪開用熨斗一張張熨平;儀器減震需要彈簧，他買回大大小小一堆彈簧，逐一比試……憑著三位工程師多年積累的技術知識和實踐經驗，項目艱難而緩慢地推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