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人工智能面臨的倫理瓶頸，還必須承認矛盾的普遍存在，在人機交互試驗中求同存異。一方面，不僅要重視不同文化間潛在的共性與聯系，更不能忽視區域因素帶來的文化上的差異。不同文化的形成、傳播與擴散方式，決定了文化間碰撞時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與相互轉化。積極研究文化間“和而不同”、甚至“不和”的因素，是將抽象的人機對話轉化為機器人具體、獨立地進行“人性化作業”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不僅要追求計算機性能與人類需求的最大交集，更要敢于面對人機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只有深入研究和掌握人類思維模式與機器思維模式的相異之處，才能為消弭人機矛盾打造堅實的基礎，才能深化對人工智能的探索，將認識從感性層面提升到理性層面。
最后，要解決人工智能面臨的倫理瓶頸，必須明確主體的倫理需求，實現主體與客體的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明確主體自身需要是主客體統一的前提。客體“應怎樣”，從根本上取決于主體“要什么”。有趣的是，我們希望機器人能夠提供客觀公允的服務，但是卻無法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范，甚至我們自己都常常在道德選擇題前手足無措，不是嗎？機器人鐵面無私地執行芯片上的倫理判斷，并對人類的倫理學進行監督和質疑：人類究竟要追尋怎樣的倫理標準？難道許多符合倫理標準的行為無法得到人類情感的辯護嗎？難道一些明顯的禁錮新思想的舊倫理不該被取締嗎？幸虧機器人不發問，否則我們何其汗顏。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發展到可以體驗人類情感的地步，機器人能夠運用自己的思維而不是倫理芯片進行道德判定，在這“第三雙眼睛”的監視下，我們能否會像自己宣稱的，做到絕對的公正與公平？
不過話說回來，也許真到了機器人能夠“辯證的決策”的那一天，它們會替我們給出關于這些問題最完美的解答，誰知道呢？
不過話說回來，也許真到了機器人能夠“辯證的決策”的那一天，它們會替我們給出關于這些問題最完美的解答，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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