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日本人的邀請

　　我把將要離開四通的決定只告訴了一個人——忘年交華貽芳。他當時是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的秘書長，辦公地點在魏公村一帶，離四通很近，我雖與他交往不多，卻神交已久。他對民辦、民營、民有企業的奔走推動和深入的理論探索令人尊敬。包括后來辦《泰山通訊》，一直到70歲高齡仍保持一種昂揚的斗志和少有的激情。我佩服他的人品、能力和水平，更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我認為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可以商量。

　　華老聽到我的決定后，對我離開四通加盟華為表示認可。他告訴我，他心里頭最滿意的人是萬潤南，萬走之后他對四通并不看好。不過在公開場合他還是說四通的好話，四通畢竟曾經是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

　　5月10日，我們到日本開深通公司的董事會。去日本之前，段永基曾跟我說：“李玉琢，這次會上你把深通公司總經理一職辭了吧，讓別人去當，你回總部專心把這邊的事情做好。”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到來，而且這可能僅僅是第一步。

　　我立即提出：“我想，這次不僅把深通總經理辭了，我希望把我在四通所有的職位都辭了。”

　　老段當時還沒想到我要離開四通，以為我的話只是一時的氣話，忙說：“別，別，你把深通總經理職位辭了就行了，其他職務保留。”

　　董事會會議結束后，其他人離開會議室去休息，我和日方董事中入純共同整理董事會決議。近八年來，南北索泰克和深通的每一次董事會的決議都由我倆起草。中入純是日方董事、副總經理，我們合作了八年，從他的身上我學到許多寶貴的東西，如他的敬業、他對業務的精通、他高超的談判能力、他對中國國情的理解等。我們也有過無數次斗爭，但我們一直合作很成功。

　　當天分手時我對中入純說：“中入先生，這是我參加的最后一次董事會，會議決議也是最后一次由我們倆整理了。”他問我發生了什么事情。我說：“這次會議之后，我將離開四通。”

　　“啊！李先生，這么大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嗎？”中入純非常驚訝。

　　我說：“我已經考慮清楚了，在四通我該干的事都已經干了，該說的話也已經說完了，我已經盡到力量了，沒什么再留戀的了。”

　　晚上，中入純先生和他們的部長中村先生一起請我吃河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席間，他們繼續說服我：“李先生，我們合作了八年，與打字機相關的工作一直是與你打交道，相互之間已經很熟悉了，合作得很愉快，因此離開四通的事希望你三思。”當我表示回頭已不可能時，他們向我提出了一個顯然不是臨時想到的建議：“如果李先生非要離開，我們有這樣一個建議希望你考慮，由三井出資500萬美元在中國辦一個企業，由李先生擔任總經理，不知李先生愿不愿意考慮？”他們的提議出乎我的意料，我這才明白為什么中村部長要親自請我吃飯，還吃這么貴的河豚。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決策的效率，以及對我的好意，但是我不想為日本人打工。

　　于是我說道：“非常感謝日本朋友的好意，可是我去意已決，我已經找好了出路。”“李先生能透露做什么去嗎？”我說非常遺憾，暫時還不能，但肯定不在北京。我并沒有告訴他們我要去華為，他們看說服無效，便再次表示了他們的遺憾。

　　開完董事會，老段問我怎么回國，我說從香港走。那時老段還沒明白過來，以為我是去深通處理善后，實際上我已經決定去華為了。

　　李文俊勸我別走

　　從香港回到深圳之后，我先到華為再次面見任正非，確定了工作崗位(主持莫貝克)。5月18日我先報了到，然后料理完深通手頭上的工作，準備給段永基寫辭職信。

　　5月20日，老段打來電話：“李玉琢，你還在深圳啊，趕緊回來，有事情要商量。”

　　我說：“老段，我要辭職了。”

　　老段聽完之后，“啊”了一聲，在電話那一端沉默了5秒鐘之久，也許他真的沒想到我會辭職。然后說：“李玉琢，有什么事回來好商量。”

　　我說：“我都在四通干了八年了，該干的都已經干完了，你覺得我還有什么好干的？”

　　第二天晚上，四通集團副董事長李文俊飛到了深圳，打電話跟我說：“李玉琢，我住在芙蓉酒店，代表公司來和你談談，你看能不能到我的酒店來一下？”

　　李文俊是四季青鄉長李文元的弟弟，是四通的創始人之一， 一直主管公司行政事務，雖然文化不高，但人品極好，是我一向尊敬的大哥。

　　我去了他下榻的酒店，談了有一個半小時，但是沒有結果。他最后勸說道：“李玉琢，你可能對公司有一些不滿的地方，對段總也有一些意見，其實我們對他也有看法，但這都是內部的事。大家在一起共事這么多年，有什么事回去好商量。你也快五十的人了，拋家舍業到深圳從頭干，何必呢？”

　　他們之所以挽留我，是擔心我的辭職影響太大。我不是四通的董事，從未進四通最高決策層，但是在副總裁以上的干部中，還是頗具影響力的：我參與創辦和領導了四通最重要的企業——打字機的合資公司；在公司危難之際，是我在深圳恢復了打字機生產；當四通打字機銷售遇到困難時，我做過OA本部部長，在我手里實現打字機的賣方市場并主持十萬臺慶功大會；我創辦和領導了生產打字機核心部件的深通公司；擔任作為四通后來的押寶產品商業收款機和稅控機的金商本部部長；我在剛進入四通時的演講，我在“打工意識”問題上的辯論，都是讓四通人難忘的記憶。但是我知道，我留在四通已不可能再做出那些業績，不只是工作機會，更主要的是我已得不到過去的信任，或者四通已非我這類人生存的環境。我更無力挽救四通，繼續留下只能是碌碌無為。我不愿浪費生命。

　　李文俊的勸說并沒有動搖我的意志，我告訴他：“文俊，謝謝你跑這么遠來勸我。我也知道，這也并非是你一個人在挽留我。我去意已決，希望允許我換個環境再做點什么。”

　　后來有人問我，你為何不在四通泡上一段，把好處撈到手再走。我說，對不起，那不是我的風格。而且等四通真的敗落了，我便是敗軍之將。再到任何地方，不僅不值錢，而且不光彩。

　　哭四通

　　在我到華為工作幾天之后，四通內已傳開了李玉琢離開的消息。

　　在四通歷史上，非經大的事件或變故而主動離開四通的副總裁一級的干部可能只我一人。各種猜測和議論自然也就在所難免。終于當上深通總經理的范為強不知從哪里得到我新的電話，非邀請我回深通參加一個給我開的歡送會不可。我猶豫再三還是去了。

　　會上，范為強回顧了我們一起拋家舍業，從北京來到深圳創辦深通的艱辛與快樂，表達了對我的敬佩和留戀，然后說：“李總在深通工作了三年，立下汗馬功勞，深通贈送一塊匾作為紀念!”

　　匾上大書“大鵬展翅”四個大字。十年過去了，匾丟到哪里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我清楚地記得接過那塊匾的時候，所有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一瞬間全部迸發出來，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繼而當眾號啕起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眾大哭。在長達兩三分鐘的時間里，我的眼淚不停地流，什么話也講不出來，在座的一百來人鴉雀無聲，有人伴我一同啜泣。因離開四通而當眾號啕的人，我恐怕也是唯一一個。

　　并非所有在場的人都能懂得我內心的感情，包括當時站在我身邊、在我手下工作了近七年的范為強。我甚至知道，此時的他，更多的是為自己終于當上了深通公司的總經理而暗自高興也說不定。

　　有一個插曲能夠說明這一點。我到華為上班后，我原來的司機梁學銘依然每天早晨開車送我，然后趕回去上班。我說不必，他堅持。一周后被范為強發現了，讓梁學銘開卡車。小梁開卡車還是送我。不久，梁學銘憤而辭職。

　　我不光是舍不得浸透了我三年心血和汗水的深通，以及三年來與我共過患難的干部員工們，我更舍不得在四通奮斗的八年時光和創造的輝煌，我把自己最好的歲月(39—47歲)都貢獻給了四通。

　　在這八年中，我竭盡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智慧，經常累得回到家連話都說不出來，也根本不曾計較過任何的個人得失。我幾乎沒賺過什么錢，當了五年副總裁，才存了三萬塊錢。用“忘我”甚至用“獻身”這樣的詞匯來形容都不為過。但是我干得很痛快，自己的潛能得到發揮。在那個年代，四通代表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方向，它是一面旗幟，非常值得驕傲。能夠在四通這樣的平臺上做事，人一輩子也只能趕上一次。我們共同創造過讓世人矚目的業績，我很自豪。

　　但是現在這個平臺垮塌了，四通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希望以及曾經的輝煌，如今都失去了。除了失去親人，世上還有比這更讓人傷心的事嗎？我無法不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