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意識”大辯論——四通精神淪喪

　　一個偉大企業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開的，四通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營企業經營理念，并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獨樹一幟，展示了一個全新的天地。這些超前的思想、觀念及做法，是同時代任何一個企業無法企及的，也是引導四通前行的精神動力。

　　在我看來，四通的衰落有兩個轉折點：一個是“六四”，另一個就是標志著創業理想淪喪的“打工意識”大辯論。

　　1993年底，我還在深圳主持深通公司的工作。一天，四通集團人事部部長從北京打來電話說：“集團要舉行一次文化晚會，主要是進行打工意識的辯論，你對此有沒有話要說？”此前一段時間，段、沈等主要領導已經在很多場合反復宣講打工意識，大家隨便一聽也就算了，當時并沒有多想。現在居然要開展辯論，要在四通正式推行一種非主人翁意識，我便不能不認真起來。

　　我回答說：“我不想參加辯論，因為我認為這點事根本不值得辯論，‘樹立打工意識’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錯的，為什么還要辯論？”

　　葉延紅說：“既然你認為是錯的，才更有必要說說你的意見。有人反對，有人贊同，才需要辯論。你還是準備準備吧。”口頭上，我拒絕了，不過，去北京之前我還是偷偷準備了一個發言稿。

　　那場文化晚會在海淀劇院舉行，上千人參加，座無虛席。當時岳母正好在北京，聽說這事便與我愛人一起坐到了會場后面。

　　晚會分兩部分內容。前一部分是新員工培訓結業，進行演講，評判團在下面打分。我是評判團成員之一。第二部分內容就是“樹立打工意識”的辯論。

　　反方中本來有副總裁孫強，叫到他的時候才發現他并沒有到會。主持人突然想起我來，喊道：“李玉琢，你上來，代替孫強。”

　　我是不準備講的。公司董事長和總裁提出這個口號，就說明基本上拿定了主意，我如果站出來反對，顯然成了他們的對立面。所以，我盡管打心眼里反對這種提法，但是并不愿意在公開場合站出來。

　　回京之前，我曾給段永基發過一個傳真，提出自己的看法：“段總，這個口號對與錯，暫時不說。即使從統治策略上講，你也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提出這么不得人心的口號，這會引起四通人巨大的思想混亂。”

　　我認為，四通一向提倡主人翁意識(大家共同創造一番事業)，才有了今天的四通，忽然間讓大家放棄主人翁意識開始“打工意識”了，不僅缺乏理論說服力，更會讓人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我勸他不要搞，非搞不可也要慢慢來。顯然他并沒有接受我的勸告。

　　在上千人的會場點到我的名字，我突然熱血上涌，心里想：盡管說了也不見得有什么作用，但也絕不能任人愚弄。四通不能就這樣被引到邪路上去。他們如何看我無所謂，最多不干了。

　　辯論臺上雙方各五人，正方中有朱希鐸、楊洪儒等人；反方中，除了我，還有甄恒祥、韓旭東、李小烈等人。

　　朱希鐸畢業于清華大學，1987年進入四通，擔任四通集團包頭分公司的總經理；1991年調到北京總部，任集團人事部部長；1993年末，也就是辯論會后開始主持集團公司的經營工作；1995年末，任集團常務副總裁。

　　楊洪儒也畢業于清華，其名聲甚至蓋過了朱希鐸，據說在清華經管學院讀博士時，是朱镕基親自帶過的四大弟子之一。在四通內部，他是朱希鐸一手發現并推舉上來的。這個年輕人一度被認為是四通未來的掌門人。在老四通每況愈下的時候，為了解決產權問題以及開辟生路，四通曾經成立了北京四通投資有限公司，他出任新四通的總裁。但是在2001年2月，這顆四通的“希望之星”卻憤然辭職，臨行之時還對媒體反思了四通的種種失誤。后來，他出國兩年，回國后在清華創投公司任總裁，轉行了。

　　代表官方意圖的朱希鐸提出：“打工意識”是對四通文化的再創造。他首先對四通早期的思想進行了批判：

　　四通成立九年來，形成了一些我們自己引以為豪的如下理論：墊子論、能人論、耕田論、忠人之事論、生產力標準論、主人論等等。這些理論有沒有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的烙印？是否包含了與現實脫節的空想社會主義成分呢？回答是肯定的。

　　他的結論是，“打工意識”明確了“每一個職員都是以某種契約受雇于企業的雇員”。

　　“六四”之后，沈、段等人為了劃清與萬的界限，大力批判的正是多年四通提倡的東西。這種以人劃線，一錯全錯的做法，顯然是“文革”的遺風，讓人十分厭惡。

　　楊洪儒并沒有全面否定四通早期的思想，他說：

　　過去的四通文化中有不少值得堅持和借鑒的東西。四通文化不朽的內容是科學精神、探索精神。

　　他承認：

　　目前，四通內外都面臨嚴峻的考驗，這一時期的四通文化，是動蕩中的文化。四通文化的內容取決于今后的運作，得失成毀全在于人。改革的難度來自改革者自身，因為超越自己是最困難的，原因是我們不能正確認識自己。

　　他的發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一段話：

　　一次創業時的四通文化，帶有“合伙人”的感情色彩。現在，結合我公司產權關系的理順，已經明確四通公司的任何管理者都是四通公司這個法人實體的雇員，不經過合法程序，任何人都無權處理公司的資產。提倡“打工意識”，有助于解決企業現存的主人與雇員界限不清的問題。

　　到底是博士，楊洪儒的觀點道出了這場辯論的實質，即四通最高領導企圖通過打工意識的提倡，來“理順”四通面臨的“界限不清”的產權關系問題。

　　但是，四通財富畢竟是全體四通人多年來共同創造的，把這樣一個明晰起來的確有相當難度的敏感問題，用“打工意識”這樣一個簡單的口號來“理順”，顯然太隨意了。

　　這次辯論正方的觀點，誰都知道代表的是四通官方的觀點，但也是他們本人的真實認識、看法。說明“樹立打工意識”也有一定的市場。

　　捍衛四通

　　輪到我發言的時候，一股豪情激蕩在我的胸膛。我知道自己的發言也許并不能改變什么，但我一定讓一些人知道，四通人并不都是傻子，可以隨便玩弄于股掌之中。四通曾經正確的理念、文化和方向不容褻瀆：

　　各位同仁，看到你們期待的目光，我知道，你們和我一樣，正以一種十分復雜的心情注視著、思考著今天這一場關于“打工意識”的爭論。

　　站在這個講壇上，我內心很不安，有無數個問題在我頭腦中翻滾，要求回答，要求證明，要求澄清：

　　一、對四通這樣一個有著雄偉目標的公司，有著高層次追求的四通人，九年以后，居然要呼喚低層次的“打工意識”來作為對四通企業文化的再創造，這到底是怎么了？四通真的已經退化到不可救藥的程度了嗎？四通真的需要樹立“打工意識”來進行改造嗎？一句話，“打工意識”會給四通人帶來什么樣的新啟示？會給四通人什么樣的新動力？

　　二、在當前的形勢下，提出“打工意識”的目的是什么？作為一個企業文化或一個命題，肯定與某個目的聯系在一起。那么，提出“打工意識”到底想解決四通現存的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或者說，四通上上下下樹立了“打工意識”之后，是有助于當前問題的解決，還是會使四通陷入新的思想混亂？我敢說一定是后者。

　　三、“打工意識”如果也算做一種文化，它是一種與老板文化對立的文化。我們準備以這種文化啟蒙或教育哪些人？是四通的全體還是只準備針對四通的一部分？如果全體打工了，老板是誰？如果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是什么人呢？

　　四、四通的企業文化，盡管沒有搞“打工意識”這樣的概念，但九年來卻凝聚了相當一批有志之士，創造了前無古人的輝煌業績!如果九年前四通不是用“成就感”、“團隊精神”以及“共同干一番事業”來號召群眾，而是打出一面“打工意識”的旗幟，這些人會不會集中到四通的旗幟下？四通會不會有今天？

　　五、在電子一條街成千家公司中，在全國數百萬家公司中，為什么只有四通具有非凡的影響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四通的工資待遇并不高，它靠什么走過過去那充滿神奇和風雨的歷程？除了金錢的誘惑，是否還有別的什么東西？

　　六、四通已經用自己九年來成功的實踐，驗證了四通文化的精髓是優秀的，如果把“打工意識”作為四通文化的再造，有什么成功的實踐和先例，能夠證明它的正確？

　　七、九年來，上千名四通人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創造、積累了巨大的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如果四通人樹立了“打工意識”，都變成了打工者，那么四通積累的財富如何處理？打工者與這些財富還會有關系嗎？這次所謂“打工意識”的辯論，是不是為某些人的背后的某種意圖在制造輿論？

　　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實，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識”這一類東西，那么是什么呢？我們都在思考著、期待著。

　　由于不懂，只能提問，但是我相信：已經創造了偉大四通和優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夠找到明確的、響亮的、滿意的答案，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結論是：“打工意識”是四通文化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