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倒段事件

從進入四通的第一天，我就與段合作，他為人如何，以及工作中的情況如何，我非常清楚。但王安時所說段在其他方面的事情，我并不知曉。這次七董事聯手“倒段”，事前我并不知情。但是段從沈手中接了總裁一職之后，獨斷專行引起共憤是在意料之中的。盡管他們也有各自的不滿：沈的權力被段奪走，是段多年最主要的權力斗爭對象；王緝志除了開發工作被邊緣化不得志之外，其妹妹王緝惠在合資公司任辦公室主任期間也被老段排斥，以致長期郁郁不快(我每次從深圳回京，她都在我面前哭一次)，最后得骨癌而死；儲忠是萬的弟弟，“六·四”后，段、沈排斥他及其父，不滿是肯定的。

　　至于王安時的翻臉，據說是段在香港背著王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讓王覺得段在耍心眼，有意疏遠自己。沒有段的合作，王安時在四通的地位和利益都受影響。也有人說，段想將四通運作到香港上市，一旦成功，王安時主管的香港四通的地位將被取代，王安時對此心懷不滿。李文俊、王玉鈐、馬明柱、朱希鐸則基本是對段的工作作風強烈不滿而加盟討伐隊伍的。

　　相當長一段時間(大約六年)，段把王安時當做最信賴的高參、最親密的合作者；王也把段當做自己在集團最可靠的代理人。兩人里應外合，共同為公司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共同搞了其他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有時人們對他們中的某人有意見，但投鼠忌器，常常不敢說。如今哥倆兒反目，把所有事兒都抖摟出來，必欲置對方于死地，給人的感覺挺惡心的。

　　與會的人都會想：如果老段真的做了這些很不應該的事情，那么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王安時不大都是他的同伙嗎？現在你們之間反目，卻要把我們拉進來當炮灰。如果非要打倒誰，你們兩個都該打倒。

　　而對于我，段在最近幾年確實在戒備我、疏遠我，我對他也有許多的不滿。如果這件事是其他人牽頭，我也許會考慮。但王安時和沈國鈞牽頭，就讓人很不放心，有一種利用我們這些人的感覺。另外我想到，此時讓我發言，無疑是落井下石，置我于不仁不義之地，反而讓人恥笑。我不該被王安時當槍使。

　　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站起來迎合王安時，以我跟老段長期工作的關系，以我富有煽動力的講話，段永基兇多吉少。此時王安時在等著我，會場里的人都在看著我，等我發言。

　　我卻出人意料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不起，我保留發言的權利。”

　　這時的段永基面對聲勢浩大的反對力量，正以示弱的方式躲避著�；蛘咭宦暡豢裕�或者發言的時候用一種示弱的口氣。他的辯解此時顯得那么蒼白，那么可憐。一向思維敏捷、能言善辯、呼風喚雨的老段成了一條任人敲打的“落水狗”。前后落差如此之大，我看了反而對他有些同情：他畢竟一直是我的領導，我們曾親密合作過。在合資公司、在OA本部、在四通最危難的時刻，我都得到過他的充分信任和支持。盡管我對他的一些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有看法，甚至反對，但讓我翻臉無情、投井下石我做不到。

　　當天晚上段永基打來電話：“李玉琢，謝謝你！今天真是千鈞一發，呼之欲出。”看來，他對我是否發言實際上也是十分擔心的。

　　五年來，我一直在段永基左右，同屬“合資企業派”。在別人看來，我是段永基最親密的戰友。盡管我的直率在很多時候讓他下不來臺，但我們總體上合作是默契的。他也以為我受了王安時的挑唆肯定會發言，其實段永基想錯了。盡管我不知道王安時那么多內幕，但在這樣重大關頭發泄個人怨氣不是四通高層應有的水平。

　　這一天的事情在四通內部被稱作“6·11倒段事件”。

　　第二天晚上，“倒段派”在北京圖書館對面的奧林匹克飯店又開過一次會，有人通知我參加，我借故推辭了。據說在那次會上，王安時提出段永基下臺后由他擔任四通總裁的建議。從事后的情況看，王安時借“倒段”的機會上位的意圖顯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響應。想想看，誰會同意由曾與段沆瀣一氣、身份已非中國公民、并在香港四通擁有股份的王安時來領導四通呢?他會比段好到哪里去?經過此次會議之后，“倒段事件”歸于失敗。

　　乍起時來勢洶洶，一場以打倒段永基為目標的內斗風波，隨著挑頭的王安時落寞地飛回香港，老沈等人被老段分化、瓦解(有沒有其他交易不得而知)，逐漸偃旗息鼓。

　　這次事件在四通的歷史上，算是比較嚴重的一次內部斗爭，反映出四通內部的矛盾已經達到了有你無我的地步，也反映出老謀深算、聰明過人的老段在四通呼風喚雨多年，此時竟然那么不得人心。而“倒段派”表現出的政治斗爭方面的幼稚以及水平，也讓人不敢恭維。

　　此事件的化解，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起了作用。那就是胡昭廣領導的開發區管委會的態度，他們明確表示對段永基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們沒有看好其他人，更不希望四通陷入混亂對開發區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段永基躲過一劫，四通內的裂痕已經形成。有的人因此離開了四通。

　　“二王”的不同遭遇

　　1992年7月，“倒段事件”在開發區主任胡昭廣的周旋之下，段永基拉住和擺平了沈國鈞、李文俊、馬明柱、朱希鐸、鄭洪如等幾個關鍵人物，終于風平浪靜。段永基度過了四通歷史上最驚險的一次危機。而此次事件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四位副總裁王安時、王緝志、張齊春、孫強的辭職。他們在公司巨大的政治危機中沒有離開四通，卻在內部斗爭中傷心而去。

　　新聞報道說，這四個人一起辦了個“新四通”公司，其實沒有。是王緝志這位四通打字機的總設計師拉來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合資興辦了新四通，但這個公司后來并沒有成就什么氣候。

　　張齊春是和光大集團合作共同成立了注冊資金2000萬元的“光大系統集成公司”。

　　孫強后來做什么不得而知。

　　王安時離開四通的時候，拿走了一大筆錢(將香港四通19%的股份變現)。香港四通的積累中，有相當部分是四通集團和合資公司在香港四通的留利。如果知道有這一天，當初應當慎重考慮通過香港四通轉手進口的必要性。這也是四通當初設立公司時不規范、不嚴格、不審慎帶來的后果。

　　王緝志是一個很單純的知識分子，為人相當謙和。他離開四通后在網絡上連載《開發打字機的故事》，其中曾說他一輩子最大的遺憾和錯誤，就是當年萬潤南讓他當北京合資公司(索泰克)的總經理時，他拒絕了，結果總經理的職位就歸了段永基。

　　在我看來，從管理能力和水平上說，他肯定不如段永基。尤其在政府公關、協調各方面關系以及經營管理方面。但正因為他不會、也不愿做這樣的一些事情，倒可能更依賴和信任其他干部去做，也不會有那么多的權力斗爭。從這個角度說，公司也許不會有那么多無謂的磨難。

　　不過，王緝志在四通的遭遇還真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聯想也發生過柳、倪分手)。他后來被排除在MS-2406的研發之外，是不應該的，畢竟四通里面他在技術方面是最拔尖的，他的人品也是可以信賴的。他在《開發打字機的故事》中寫道：“我雖然是四通集團主管開發工作的執行副總裁，但是我能夠支配的開發費用還不到公司總營業額的0.3%……盡管按照國家和開發區的規定，公司可以提取營業額的7%作為開發費而納入成本，但這些開發費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請人吃頓飯，唱一次卡拉OK，動輒可以一擲千金，甚至萬金，為總裁辦張高爾夫會員卡可花幾十萬上百萬，可是我要調用幾萬元的開發費都要經過很麻煩的手續。每當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就要我們寫科技開發項目的可行性報告，但這是寫給銀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來的科技貸款卻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貨、搞房地產。”

　　如果四通能在產品研發方面多下些功夫，少在權力斗爭上花那么大的精力，四通可能會是另外一番模樣。

　　王緝志和王安時都是四通的創始人，都是公司董事，而且后者還是前者加盟四通的引路人，但是幾年過去，兩人同時離開四通收獲卻完全不同。王安時退出四通時盆滿缽滿，王緝志辭職時卻兩手空空。王緝志在這方面的講述也是書生氣十足：“在打字機銷售最紅火的時候，一個2401經銷員的腳上，一雙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當時每月工資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1993年，四通與我簽了一個協議，承認我是四通創始人之一，并答應給我創業股，其數值與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兌現該承諾，四通公司答復說，我們答應給你的是創業股，但是現在公司并沒有創業股，所以不能給你股份……這種事發生在一個高技術公司里難道不奇怪嗎？”其實，后期的四通主旋律已經不在產品開發上，甚至也不在企業經營上，高層很多人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權力斗爭或個人利益得失一類的事情上了，在對待人的問題上早已失去初創時的熱情和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