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講過這樣一段故事：

　　1995年，一個學金融出身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漢的一個證券營業部，此人把營業部的公章私自進行了修改，將本該為“四通集團財務公司北京證券營業部駐武漢辦事處”改成了“四通集團財務公司駐武漢辦事處”，從而取得了進行國債交易的資格。這個人通過騙取的國債交易資格，從國債市場得到了兩個多億的盈利，但錢被他弄到哪里去了沒人知道。后來國家取締武漢的國債交易市場時，依照有關規定，四通集團必須還清這兩億多元的不合法盈利。四通不但不敢處理那個私改公章的人，還好吃好喝地供著他，希望他能講清楚這兩億多元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段永基說：“有一次，和這個人同乘一班飛機，我坐普通的經濟艙，他坐高級的頭等艙，這個人問我：賺這么多錢，怎么還坐經濟艙?我說：賺的錢都給你還債了。”

　　記得四通證券在很多地方設點，但從未聽說賺過錢。傳到耳朵里的，都是賠、賠、賠。真賠假賠沒人知道，但是從未聽說做這些事的個人賠了。可以看出當時四通的投資和管理多么地混亂!

　　這些項目基本靠個別人拍腦袋，沒有嚴格論證，沒有認真管理，大把的資金像水一樣嘩嘩地流出去。總之，四通的多元化就像一場瘋狂的“盛宴”，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繁榮”的背后，是四通人清醒和理智的喪失。

　　多元化項目像一條又一條繩索，套在四通的脖子上，越勒越緊。

　　財務報警!

　　在寫四通的多元化問題時，我翻箱倒柜把那些沉睡在箱底的文件找了出來。發現一份1993年3月23日集團財務部寫給“儲忠及總裁委員會”的“緊急備忘錄”。上面的第一句話就令我大吃一驚：“目前，由于集團財務支出大于收入，已使集團賬號上存款不足50萬元。故緊急報警!”

　　這份備忘錄在短短的一頁紙上，以簡潔而急促的語氣總結了財務危機的原因：一、集團對外投資較多，而且全靠貸款支出，長期收不回，利息卻要長期負擔。當年1—3月份已投資452萬元，下一步還要對“揚州四通”、“江蘇四通”、“松下四通”、“軟件公司”進行投資，難以承受;二、長期貸款即便到期后也無法收回，如“四通大廈”、“職工宿舍”和“付到海外的房地產貸款”等。

　　備忘錄表示：集團賬上時時有透支危險。怎么辦?繼續貸款?財務公司也因拆借困難，不能隨時貸款。

　　我還翻出了1994年7月20日審計部向董事會的匯報材料——“四通集團金融系統及秦皇島房地產公司審計情況匯報”。

　　匯報寫道：

　　……其中4.3億元資金被房地產、股票和深圳國展、貝源公司等合作項目套牢。而集團財務根本不具備還款付息的能力，只能靠新增貸款解決。審計部門最后警告：長此下去必將形成惡性循環，一旦國家形勢有變，銀根進一步緊縮，四通將面臨一場經濟危機!

　　后來，四通又進入了醫藥領域。有一次開干部大會，沈國鈞大講四通要從“企業經營”轉變為“經營企業”，還舉例說到安徽一家生產VC的藥廠：如果我們拿過來，一轉手就可以賺多少多少錢。說得天花亂墜，易如反掌。

　　我心想，天下哪有這么簡單的好事?便故意裝作不懂大聲發問：“‘企業經營’和‘經營企業’，怎么像繞口令似的，到底什么意思?”他就說：“我們已經進入資本運作的階段，收購兼并企業，然后包裝賣掉，這樣比干企業本身更能賺錢，而且還來得快。”

　　收購兼并不是不可以搞，關鍵是四通本身不具備那個能力。我不客氣地問：“沈總，咱們自己這些個企業還沒有管理好，怎么可能再去倒騰別的企業?我們有這種人才嗎?”

　　但是沒有人理會這些疑問。后來真的接了安徽的那個醫藥企業，后來還與北大合作搞過醫藥公司，結果一個個都失敗了。

　　有病亂投醫

　　1993年之后，四通打字機的銷售開始走下坡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電腦的普及。

　　段永基開始有些著急了，于是他把努力的方向放在了稅控打字機上。這樣做有他的道理，因為那時四通剛剛成為國家金稅工程的指定企業。這種機器可以嚴格地防止稅款流失，道理上、技術上沒的說，但是在市場上卻遭到了失敗。沒有哪個企業或商店會主動買這種產品。段永基曾苦笑道：“那時我們到一個區政府去推銷產品，結果該區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到旁邊那個區去賣產品吧，你們一去，他們區的商戶就都嚇得到我們區來做生意了。’”

　　為把這一產品做成另一個拳頭產品，老段又把我從深通調回北京主抓這件事，為此我和梁永強等人拜見過稅務總局的局長，跑各地的稅務部門請人家試用，還到航天部一個公司就密碼發票問題進行過合作，但直到1995年5月我離開四通，市場之門仍然如磐石一般堅硬。主要問題還是時機不成熟，我們這一寶押早了。

　　1996年以后，四通看到聯想做大了，又想起轉向做電腦。但是，那時的四通已經過氣了。影響力急劇下滑，經濟能力也在降低。同時，也沒有人專門研究產品和市場。此時市場已經被瓜分了，名牌電腦就那么幾家。作為后來者，四通既沒有品牌，也沒有資金，更沒有技術，誰會認你呢?哄了一陣，也就不了了之。

　　除了沒有經過慎重論證的、各行其是的、混亂的投資之外，四通還大量地為其他企業貸款擔保，同樣是隨意地、各行其是地、混亂地，幾個主要領導似乎都有這個權力，如老段、沈國鈞、儲忠。幫這個貸款，幫那個擔保，最后，別人還不起賬，債務便都壓到四通身上來了。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此時好像熱昏了頭。

　　下面還是段永基講的一個故事：

　　福建的一家企業向銀行貸款，通過一些欺騙手段取得了我們對他的信任，四通集團就為這家企業的上億元銀行貸款做了擔保，結果這家企業賴賬不還，使得向銀行還款的責任落到了四通頭上。后來四通便開始同這家企業打官司，結果一打就是六年，官司是贏了，就是在當地執行不了，后來這家企業的負責人竟連續兩年入選某富豪排行榜，他通過欺騙手段當富豪，四通賺錢替他還債。

　　又說別人騙了我們，四通人為何一騙就上當?是真的無知還是另有原因?沒有人去追究過。我不禁想起電影中國民黨軍官打了敗仗后的一句臺詞：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

　　“6·11倒段事件”

　　1992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深通公司上班，集團產業委員會(負責集團內產業型企業的日常管理，田志強副總裁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正在上林苑酒家辦培訓班的兩名工作人員(王學旺和常潔)急匆匆地找到我說：“李總，集團那邊出事了!七個董事(王安時、沈國鈞、李文俊、王緝志、儲忠、王玉鈐、馬明柱)聯名要把老段打倒。如果老段倒了的話，老田估計也好不了，你看我們咋辦?”一愣之后我平靜地對他們說：“老段倒不倒，現在還很難說。現在情況未明不可驚慌失措。即使老段真的倒了，如果老段和老田沒有飯吃，只要我李玉琢還在，他們吃飯就沒有問題。”

　　很快我就接到了四通集團董事長辦公室的電話，要求我速回北京參加緊急會議。看來那邊真的出事了。

　　6月11日，我從南方趕回到北京開會，下了飛機就被直接帶到了門頭溝龍泉賓館的一個會議室。參加會議的有40來人，所有的董事、副總裁、職能部門部長都到場了。會議由董事長沈國鈞主持，開了一天多的時間。盡管當時不讓記錄，但我還是悄悄記了一部分。

　　那一天，王安時首先開炮，長達兩個多小時的發言，全部是揭發段永基的事情，包括在海外安排個人利益、有意制造內部矛盾等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兒。聽的人都很震驚，由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段、王二人組成鐵桿陣線，好的穿一條褲子還嫌肥。此時翻臉沒有人懷疑揭發內容的真實性。

　　王安時講完之后，突然指著我說：“當時，老段想方設法將你派往深通，就是想把你排除出決策層，因為他認為你不可靠。現在清算老段的時候到了。李玉琢，你發言。”為了證明他所說的話是真的，王安時還承認他自己當時也同意段永基的這一做法。

　　王安時指名道姓讓我發言，無非是因為在他眼中我是一門“大炮”，他認為我的講話一向有煽動性。這次他又有意挑撥，估計我會跳起來。大家的眼睛立刻盯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