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傳統能源的日近耗竭和全球氣候變化的進一步加深，大力發展新興能源產業滿足電力需求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去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嚴重核電站事故，又讓人們對核電的安全性產生了新一輪的憂慮和恐懼。德國、瑞士等國先后宣布“棄核”，發展安全、無污染、可再生的光電、風電成為眾多國家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首選。

　　值得注意的是，繼去年美國商務部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之后，今年1月18日，美商務部正式宣布對中國輸美應用級風塔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我國清潔能源產品接連遭遇的“雙反”調查預示著中美兩國在新能源領域內的競爭日趨激烈，美方在新能源領域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傾向越來越強。從太陽能光伏產品到風電設備，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與中國相關產業的沖突和擠出已在新能源領域拉開大幕。

　　與光伏產業如出一轍的是，我國風電設備同樣缺乏核心技術，產能嚴重過剩，過度依賴出口，美國商務部一旦裁定存在傾銷與補貼，開征懲罰性關稅，便點中我行業“死穴”。近年來，在政府的持續扶持下，我國風電制造業快速發展，目前整機制造企業數量已超過70家，風葉生產企業50多家，塔筒生產企業近100家，有4家中國制造商進入全球風電設備制造商10強榜單。在國內市場逐漸呈現飽和的情況下，我國風機制造企業又積極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巨大成本競爭優勢推動我國風電設備出口快速增長，卻也導致行業利潤持續下滑，目前國外風電的裝機成本一般在11800元/KW，而我國風電的裝機成本在4000元/KW左右。與此同時，風電上網對電網的穩定、備用和長距離輸送均有很高要求，且具有規模負效應，即風能發電量越大，對電網要求越高，成本也越大，電網接入技術制約了風能發電在國內的深入發展。

　　與光伏產業不同的是，美國是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2大風電市場，也是我國風電設備最大出口市場，中國輸美風電設備占到我國風電設備出口總值的80%左右，而輸美太陽能電池(板)不過只占我國光伏產品出口總值的10%左右。市場權重的巨大差異將使中美風電制造業的沖突更為直接激烈，擠出愿望更為強烈。如以江蘇口岸為例，據海關統計，今年1季度，江蘇口岸出口風電設備1.4億美元，同比增長3.9倍，其中出口美國的占到總值的91.2%，同比增長4.1倍。

　　筆者認為，國內地方政府是我國清潔能源產品一再遭遇美國“雙反”調查的“罪魁禍首”。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企業技術和生產同質化的區域競爭，產生了大量“內訌”。出于區域經濟增長和政績的考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往往轉化為對產業鏈某一環節的大量投資，于是我們看到各地搶項目搶投資，對光伏、風電設備等新興產業項目更是從土地、資金、政策都大力支持。一些企業也借機圈地，把新興產業當成房地產和煤礦一樣可以掙快錢的行業，在國家總體規劃剛性不足的情況下，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項目可謂遍地開花，行業遭遇危機和“雙反”調查也就是預料之中的事了。

　　其實，由于新興產業存在技術范式的競爭和標準的不確定性，現階段，企業具備大規模產業化能力并不等于擁有技術上的升級能力，以光伏產業為例，一旦發達國家率先通過技術升級大范圍降低成本，或在新的技術軌道實現斜向跨越，那么中國前期產業化能力積累構建的規模優勢，很可能化為烏有。為此，筆者建議：

　　合理規劃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路徑，并嚴格執行。建立和完善行業準入制度，大幅提高光伏產品、風電設備行業的入行門檻，實現優勝劣汰，堅決淘汰落后產能，緩解產能過剩壓力。

　　密切關注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動向，優化新能源設備制造企業海外市場布局，采取多元化制造、出口戰略。密切關注美國貿易保護動態，積極應訴不合理的貿易壁壘，保護我國新能源產業的自身利益。

　　加強太陽能、風力等清潔能源發電并網技術攻關，突破并網瓶頸，推動新能源產業的深入發展。

　　目前國內戰略性新興產業還存在傳統產業發展中的散、弱、小現象，應改變一個研究所加幾家企業的新興產業發展模式，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設備、材料、零部件等各個環節都很重要，只有構建了完整的產業鏈，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才有基礎和可能。

　　戰略性新興產業還存在市場的不確定性，如未來的需求將如何變化、潛在市場有多大；以及技術的不確定性，如技術路線是否可行、標準是否定型等，這些都需要較長時段的跟蹤觀察才能準確研判，也才可以決定投資方向與放大投資規模。

　　最關鍵的是做好全球資源的整合。發展新興產業需要全球性的戰略眼光，新興產業所需的人才、技術和資本，中國未必能有。對技術而言，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要在一些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上實現國產化，打破國外技術封鎖；另一方面對于一些技術，我們若一時做不到世界前列，不妨讓別人去做，中國具備各種技術的整合能力，同樣可以做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