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與沈兩人都是公司的元老，后期四通的一、二號人物。他們之間的明爭暗斗，干部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請示工作左右為難。大家除了經常一起議論、嘆氣、不滿外，拿不出什么解決辦法來。公司跛腳而行，人們心頭一片陰影。
1992年，沈國鈞終于將總裁職位讓與段永基，他自己只擔任董事長，李文俊副總裁被提拔為副董事長。一場鬧了好一陣子的矛盾，突然間解決了，反而讓人疑慮重重，覺得不可思議。有人告訴我，段和沈之間達成了妥協，存在某種交易。由于沒有證據，人們只能半信半疑。
四通公司的二元權力結構必然造成管理上的混亂：段永基作為總裁主政公司一切業務，唯獨不管沈的事。沈國鈞作為四通的董事長，名義上有權監督總裁的工作，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辦自己的公司、銀行貸款、為人擔保等，這為公司后來的混亂埋下了巨大的禍根。
四通內部的權力斗爭告一段落，但并沒有停止。
香港上市——一針強心劑
1992年段永基執掌四通后，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籌備在香港上市。在此問題上，四通高層的認識出奇地一致，沒有人為此作梗。這是少有的一段寧靜。聰明的人都在琢磨：難得呀，不會又有什么事吧?
對于到香港上市這件事，一則當時懂得的人很少，二則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剛剛恢復點兒元氣的四通，以當時的條件，到香港去上市，難度大了點兒。因為那個時候，整個中國，尤其純民營企業，在香港上市的鳳毛麟角。因此沒有幾個人會想到四通真的能通過，更沒有幾個人會想這件事與我們有什么關系。
但這件事居然被鼓搗成了。
1993年8月16日完成四通股票在香港的掛牌上市，發行總股本6億股，四通資產的42%被作為法人股打包進上市公司，2000名職工分到了1500萬股內部職工股，占當時總股本的2.5%。籌集的資金大約6億—7億港幣。
當時，我們很少有人研究招股書的一些細節。厚厚的招股書拿在手里，粗粗一翻，只記得作為董事長的沈國鈞、作為總裁的段永基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掛職的高級干部，年薪都在一二百萬以上，這才讓我們大吃一驚。
那時像我這樣的四通副總裁每月工資也不足萬元，與他們相比簡直天地之別。此時我們才意識到，在上市的問題上怎么會這樣高度一致——原來里面隱藏著巨大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體現了一次后來討論“樹立打工意識”的意義和目的。只是善良的四通人當時沒有覺察到。
這次上市，四通的其他干部與員工只分得2.5%，簡直是九牛一毛。那么2.5%之外的大部分歸了誰，只有鬼知道。
記得我本人當時得到6萬的股票，每股作價1.26元，好像只交了十分之一的錢。同時還有60萬的認股權證。估計其他副總裁一級與我的所得也大同小異。1994年中，當股價升到2.2元時，我賣了4萬股，得了8萬塊錢，這是我有史以來一次性得到過的最大一筆錢。
有人得知情況，指責我說：作為副總裁，賣掉股票是對四通沒有信心的表現。并說股票還會大漲，我心里知道，四通股票大漲是不可能的。當主要領導人把個人利益放在大家前頭的時候，不可能繼續帶領大家前進了。據我的記憶，四通在香港的股票后來跌到只有幾毛港幣，與垃圾差不多。
后來我的認股權證全都化作了廢紙。別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至于沈、段以及其他在股份公司掛名的干部在香港上市問題上，到底得到多少好處，沒有人知道。
香港上市的成功成為段永基做總裁之后最重要的資本，似乎也向別人包括反對他的人證明了：“別人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只有我行。”他個人的最大變化是，跑香港和國外的時候多了。行事開始獨斷專行。很多事情不經商量，一個人就定了。半年一年后出事了，才想起四通還有一個董事會，還有一個總裁辦公會。但損失已經造成，卻從沒有過自責和收斂。之所以如此，我想也許與“6•11”的打擊有關，在他看來，可以相信、可以商量的人幾乎沒有了。
四通上市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上市籌集到的6億—7億港幣，像打了一針強心劑，讓段永基等一些人有一種大功告成、錢多得花不完的興奮。于是，一輪胡亂投資、胡亂花錢的熱潮在四通興起。四通高層的這樣一些行為很快有了報應。
多元化——“中國的IBM”夢想破滅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帶來了又一次思想解放，也掀起了全國性的投資熱潮。到第三季度有關部門就已經提出“經濟過熱”。當時最熱的就是房地產和股票。在一夜暴富的氛圍彌漫之下，當時沒有涉足這兩個行業的中國企業恐怕不多。
當時四通的MS-2401打字機正處在市場爆發期的巔峰狀態。段永基后來回憶說：“在1992年、1993年時，我們四通集團的純利就達到了三四個億，銷售額的70%、利潤的90%都是依靠打字機系列產品。”由于錢來得太容易了，簡直不像是從實業中一分一分掙來的，四通人的尾巴都翹到天上了。
段永基此時提出了“第二次創業”及“與巨人同行”等后來引起很大爭議的概念。四通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與松下電工、與康柏、與三菱半導體等都建立了合資公司。由于四通的股份所占甚小(都在10%以下)，除了松下電工起到過一定的作用外，其他大都未對四通的整個發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四通在與巨人同行中，除了幫助這些巨人進入中國外，自己幾乎沒得到任何好處。
記得與三菱半導體成立合資公司時，段永基還動員過我。但此時我已加盟華為，且知道做半導體談何容易(投資巨大)!根本沒有看好這樣的事。
把我帶入四通的陳永長副總裁，后來去搞了一家與韓國食品企業合資的公司。
這種頭腦發熱趕上“經濟過熱”，順勢就把四通拉入了多元化的陷阱。萬潤南當年特別提出“謹慎進入其他領域”的企業原則，早就被一些人甩到爪哇國去了。
后來翻看《華為真相》一書，有一段文字講到了華為在1992年孤注一擲投資億元研制C&C08機的時代背景：
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識無用論盛行，房地產、股票泡沫正濃，很多人一夜之間暴富，更多的人沉浸在發橫財的夢想之中。社會上彌漫著浮躁、投機取巧之風。真正做實業、做研究的企業卻受到了很大沖擊。大量企業轉做賺錢快、相對容易的行業。華為卻不為所動，堅定地開發萬門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
華為公司在資金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合資建立莫貝克籌集3900萬元)，不湊熱鬧，不趕時髦，在自己的領域專注前行。實踐證明，這才是難得的企業品德。試想，四通上市那么有錢，如果拿出五分之一投入到研發中去，四通該是什么樣子?但可惜沉浸在興奮與躁動之中的四通領導人沒有任正非的定力。
四通多元化最初的失敗，是以儲忠為首的一批人到珠海等地搞房地產。一年以后，回來交賬，賠得叮當響。由于被騙、投資失誤等，一下子損失了2.3億元，公司上下一片震驚。這件事也成為后來段永基要“打倒”萬家的一個重要口實。
儲忠是萬潤南的三弟，頭腦聰明，為人機靈，畢業于復旦大學。早年在銀行系統干過。四通創立初期幫助萬潤南主管財務，應當說這方面的能力是很強的。
但是，無論如何精明，如果不經過深入分析，完全追逐浪潮，盲目進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又沒有專業人士指導，失敗便是必然的。離開四通后，儲忠后來還做過一段聯合證券的總裁。
與此同時，四通還開始進入證券業。四通人搞IT出身，沒有人懂證券，以為在一個領域成功了，其他都不在話下，這樣的狂妄自大不知害過多少人?
段永基講過這樣一段故事：
1995年，一個學金融出身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漢的一個證券營業部，此人把營業部的公章私自進行了修改，將本該為“四通集團財務公司北京證券營業部駐武漢辦事處”改成了“四通集團財務公司駐武漢辦事處”，從而取得了進行國債交易的資格。這個人通過騙取的國債交易資格，從國債市場得到了兩個多億的盈利，但錢被他弄到哪里去了沒人知道。后來國家取締武漢的國債交易市場時，依照有關規定，四通集團必須還清這兩億多元的不合法盈利。四通不但不敢處理那個私改公章的人，還好吃好喝地供著他，希望他能講清楚這兩億多元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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