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通的權力斗爭中，我基本持十分反感和超然的態度。“文革”搞了十年，你方唱罷我登場，結果怎樣? 還不是國家衰敗，人民遭殃? 所謂與這個斗那個斗，最后都得到了什么? 只是讓外人看了笑話而已。辦企業更是靠本領吃飯，合則干不合則走，爭來斗去做什么? 有問題不怕，擺到桌面上來，利用大家的智慧，總有解決的辦法。凡是背后的東西，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在四通的大多數時間里，我與段永基共事，他是我的上司，我對他有過堅定的支持，包括他的錯誤，在我沒有意識到的時候也有過支持; 同樣當我后來發現段有些做法不對時，我也直率地提出，甚至與他爭論過，但從未有過其他的想法。
萬潤南離開四通之后，段永基幾乎沒有閑著，先與沈國鈞斗，后與董事會斗，我一直冷眼旁觀，超然事外。段永基曾說我是“過分愛惜自己羽毛的人”。
在四通我做到了一點：在權力斗爭面前我可以痛苦地沉默，不發一言; 而在討論工作的時候，我一向有話直說。有人也因此稱我：李大炮。
我任四通副總裁主持OA 本部期間，曾在香山列席過一次四通的董事會。會議臨近結束時，段永基問誰還有事，我要求發言。我提出：“有人反映，主持打字機開發的負責人除了不干工作，吃喝玩樂五毒俱全。讓他干下去，四通的打字機就完了。建議撤換。”段永基顯然認為我不該把這樣的問題拿到這個會上來，說：“你這是壓制人才，他是博士，不用他我們用誰?”我不識數，反駁道：“他雖然是博士，但什么正事都不干，就等于不是人才。”段永基更火了：“我是總裁，我說了算。”我不識眉眼高低，回道：“作為副總裁，有權提出自己的建議。正因為你是總裁，我才提出來，請你決定。如果我說了算，早就把他撤職了。”滿臉不高興的老段氣呼呼的再沒說話。一場“爭執”當著四通所有高層的面像一陣暴雨一樣過去了。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第一次公開的爭吵。
合資公司是段永基在四通最重要的資本，一直被他視作自家的后花園。怎么能把打字機的事在董事面前說呢? 他認為我把家丑外揚了，所以非常氣憤。這件事情以前我也向他反映過，但他不接受。我覺得再不說不行了，畢竟打字機是整個四通的，不是段一個人的。我以為靠別人的壓力能使段改變，沒想到適得其反。
不過我無所謂，反正是為公司的事，你不聽拉倒，我問心無愧就行了。
一次在我主持的經營調度會議上，會剛要開，擔任貿易部長的王玉海突然發難：我聲明，我只接受總經理的領導，這樣的會議我今后不再參加。
當時段永基也在會上，對王玉海的發言居然一聲未吭，其他干部也不知該說什么。我大怒，指著王玉海毫不客氣地說道：這不過是一個工作協調會，不是誰領導誰的事情。這種會你可以不參加。不過我告訴你，誤了公司的工作，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索泰克的調度會一向是由我主持的，沒有誰提出過異議。這次王玉海跳出來，是他的個人行為，還是段的指使，我不知道。段在會上的沉默至少是一種縱容。我的憤怒也與此有關。為工作上的事爭吵、發火，是難免的，只要不形成個人的成見，不搞背后的動作。事情過去了，我很少再去想。至于別人怎樣想，我不知道。
辭職OA 本部
MS-2401 打字機在我的主持下，由買方市場轉變成了賣方市場，打字機一時間成了炙手可熱的產品。當時給誰機器就等于給誰錢。我大權在握，我的一支筆可以讓許多人一夜發財，也可讓許多企業起死回生。當時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否廉潔、公正地主持好OA 本部的工作，
關系到打字機市場秩序是否會重新陷入混亂，關系到四通的聲譽和企業成敗。
工作本身的壓力盡管很大，但都不難處理。最難處理的是人情關系。我每天拒絕接聽分公司和代理商打來的走后門的電話，回家后拒絕給來訪者開門，避免他們給我送禮。這些我都不在乎，最為難也讓我最無奈的是四通高層的領導們，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還是我的上級。他們讓老婆和親戚帶條子給我，希望我批幾臺打字機給他們，我只能說：“對不起，打字機每月的數量是死的，都一臺不差地提前分配給分公司、代理商了，一臺多余的也沒有。”
打字機成了香餑餑之后，記得妻的公司也要買一臺打字機，我讓她到OA 的門市去排隊。兩天后她告訴我，你們的人讓我到另外的地方去拿機器，恐怕有問題吧? 一查，果然有問題——有人在倒賣機器。立即規定，零售打字機實行用戶登記制度，以堵塞漏洞。
一位相熟的同事還曾向我許以每臺500 元的回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內部之間還有這種勾當。還有一位副總裁竟然與人聯手搞虛假開票，被我公開譴責，并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后來我曾跟別人開玩笑：如果當時不是因為四通人的強烈榮譽感，稍一把握不住，中國可能會多一個千萬富翁，而四通則可能毀在我手里。
我這樣頂了一年，為公司賺了很多錢，四通差不多70%的利潤都來自打字機。但也因此得罪了許多人，尤其集團高層和分公司的干部們。但我有段永基的手令在，秉公辦事，根本不在乎別人說什么。
大約是1990 年底，有一天段永基打電話跟我說：“李玉琢，有人對你們打字機銷售有些反映，要求查查你們的賬，你們準備一下。”我當時心里立刻一陣反感：別人有反映是必然的，我得罪了他們又是為了誰? 別人議論，你老段為什么不能替我頂一頂、做做工作? 別人要查賬? 也許你老段本人也要查賬吧?
我表示同意的同時也說了下面一番話：“老段，很高興有人來查賬，不查賬怎么知道我做得怎么樣呢? 你們查了賬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也可還我一個清白。但是你們查賬結束之時，就是我李玉琢離開OA 本部之日。”后來果然來人查了一通。一個禮拜后，段永基給我電話，說：“李玉琢，沒事了，你們做得不錯。”
這是當然的。主持OA 本部以來，每一臺打字機的分配都是我親自安排的，所有記錄都保存在電腦里，不怕任何人查證對賬。我對段永基說：“老段，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查賬結束，我也不干了。我為公司利益得罪人，現在該輪到別人了。”我言出必踐，不顧段永基的再三挽留，毅然掛冠而去。現在想來，在查賬問題上，段本人也可能是在別人的指責和壓力下的無奈之舉，并非是對我的信任與否的問題，但我受辱的自尊心以及為打字機而承擔的巨大壓力，讓我斷然難以繼續。
在離開之前，我再一次去“1•18”空難烈士的墓前拜祭，送了鮮花，我默默地告慰他們：這一年，在你們的神佑下，我不僅把市場打開了，做大了，還做成了百年難遇的賣方市場，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流血犧牲。
再次派我到深圳
1991 年3 月，我又回到了合資公司。回到合資企業接手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MS-2403 打字機的開發。當時的設想是要讓產品系列化，如果能搞出一種萬元以下的打字機，市場可能更為廣大。最后，在與日本人的合作下完成了MS-2403，體積雖小價格卻并不怎么便宜，這種打字機后來賣了大概6000 多臺便結束了。主要問題是，打不了蠟紙，打印頭壽命短，價格不理想。
1991 年6 月，段永基動員我第二次去深圳，籌建與三井及富士通合資生產MS-2401 打印頭的深通公司。我說我不去。“我1989 年去過一次，現在又派我去，這么多副總裁都在北京，為什么老派我一個人去深圳啊?”此時我已隱約感覺不大對頭，老讓我去深圳，并非像他們說得那樣“非我不成”。我搞不懂為什么，于是就百般拒絕。但是段永基在這一點上似乎中了邪一樣，不斷打電話給我，甚至還用送孩子到國外上學來誘惑我，動員王安時來說服我，這反而引起了我的反感和警惕。
這樣堅持了大約半個月，我對愛人說：看來不去是不行了，這樣頂著，跟段的關系會更糟。看來在北京也做不了什么，到深圳“山高皇帝遠”，如果能做出成績，也許更能證明自己。愛人同意了。就這樣別別扭扭地我第二次去了深圳。這一去就是三年。
這樣堅持了大約半個月，我對愛人說：看來不去是不行了，這樣頂著，跟段的關系會更糟。看來在北京也做不了什么，到深圳“山高皇帝遠”，如果能做出成績，也許更能證明自己。愛人同意了。就這樣別別扭扭地我第二次去了深圳。這一去就是三年。
后來發生“6•11”七董事罷免段永基事件，我才從王安時的揭發里知道，段永基當時非要讓我到深圳去是別有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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