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給我們的教訓
在電腦尚未普及、同類產品稀缺的情況下，四通打字機是個十足的暴利產品。當時一臺打字機的散件進口價格約為700 美元( 當時美元∶人民幣=1 ∶ 2.8 元) 左右，但市場零售價格為1.35 萬—1.5 萬元人民幣左右，大約為成本的6 倍( 按1 ∶ 3 的匯率計算)。合資公司索泰克其實就是個組裝車間，它賣給四通集團OA 部的價格為8800 多元人民幣，截流毛利潤6700 元人民幣;OA 部再加價2300 元人民幣以1.16 萬元的價格批發(fā)給分公司和代理商，后者的毛利潤為1900—3400 元人民幣。

但是副總裁王安時對這樣的利潤率還不滿足。由于合資公司所需的散件必須通過日本三井公司統(tǒng)一進口，他懷疑三井公司賺取了過多的利潤，于是親自到日本對打字機里的每個部件的成本進行調查。MS-2401 的打印機機芯是富士通公司的產品，一次性購買5 萬個機芯的價格是150美元左右/ 臺，然后他逐一找主要零部件供應商，在電源、液晶顯示器、軟盤驅動器、機殼和鍵盤上都進行大幅度砍價，最后總成本控制到360 美元/ 臺。

回來之后，他就要求三井公司對散件進行分項報價，如果三井所報的價格高于360 美元，四通將越過三井直接采購。換句話說，就是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潤也拿過來放到四通集團和香港四通的口袋里。這樣吃獨食的辦法毫無疑問會遭到三井的抵制。

那時，王安時已經創(chuàng)辦了香港四通公司，打字機中的有些元器件如漢字字庫等是通過香港四通公司進口的，進口時已經加了很高的利潤。如果由香港四通向日本的供應商直接采購，香港四通當然會獲得更多的利潤。

此時，段永基和王安時的關系還很好，也可能出于擺脫日本人控制的考慮，因此支持王安時的做法。三井當然不愿意分項報價，于是四通停止了從三井進口MS-2401 打字機散件。

僵持了一段時間后，三井終于讓步了，同意分項報價，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據情況從日本市場選購部件，但條件是，三井對從日本進口的散件不再進行質量保證，散件的質量控制由合資公司自己解決。

分項報價出來之后，四通就開始越過三井直接向供應商采購，結果大出意料，富士通的機芯價格又從當初談好的150 美元升到了300 美元，其他零部件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結果算下來成本仍然是700 美元左右。最后只好回頭向三井要求改回原來的做法，但被三井強硬地拒絕了。由于要自己進行部件的質檢和篩選，SOTEC 的生產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四通第一次試圖越過三井的做法失敗了。萬潤南后來對此事的評價是：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

這件事說明四通人在當時還不懂得市場規(guī)則，所有的錢都想賺，這是不講信義的一種表現。做企業(yè)、做商人要有大市場觀念，讓別人賺錢，自己才能賺更多的錢。在羽翼尚未豐滿、也根本不了解國外商業(yè)環(huán)境的情況下，想擺脫日本人的控制獨立生存，想法是好的但不現實; 同時也說明，四通在內部管理上還處于粗放式管理時期，連打字機部件的質檢和篩選環(huán)節(jié)的成本都沒計算進去，只能說明那時的四通人( 包括我) 對于真正的制造業(yè)還很無知。

其實，日本制造業(yè)的厲害我很早就領教過了。

合資公司成立初期，我以生產部長的身份兼任公司國產化辦公室主任。因為當時國家對合資企業(yè)有規(guī)定，國產化比例達到40% 才可以在內地銷售。日本人無奈之下提了一個國產化計劃步驟，要我們先從包裝箱、電源線、保險管等不值錢的物件做起。我覺得不解渴，認為國產化的步子還可以再快、再大一點。日本人不同意，說一步步來，這些做好了才可做下一步。我認為是日本人有意刁難，以便保持他們的利潤空間。當著日本人的面，我表示了嚴重不滿：請各位放心，中國人連原子彈都做出來了，相信這些東西不會比它難。大話解氣但不解決問題。回國后一做才發(fā)現，很多看似簡單的東西國內真的做不好。

打字機運往全國各地，裝箱的打字機要摞起來六層裝車。過去用日本進口的紙箱，從未發(fā)生什么問題。我們想，紙殼箱子誰不會做? 結果國內采購來的紙箱，裝箱后一摞起來，紙箱子就壓壞了——瓦楞紙板的強度不夠! 運到各地后壞得更不像樣，分公司、代理商、用戶反應十分強烈，小小紙箱差點壞了四通打字機的名聲。還有國產電源線，在生產線上驗機用半個多月，大量的電源線短路爆裂，連生產安全都成了問題。

這一系列的問題教訓了我：一個國家要強大，必須要有扎實的工業(yè)基礎( 企業(yè)也如此)。如果連一根電源線、一個紙殼箱都做不好，任何高技術產品都是一句空話，更遑論什么超過別人。

MS-2406 走麥城
被日本人教訓了之后，王安時、段永基顯然咽不下這口窩囊氣，決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開發(fā)新一代的打字機。新產品的型號定為MS-2406，開發(fā)人員集中到香港，在王安時的直接指導下進行。

據王緝志離開四通后寫的《開發(fā)打字機的故事》一文中所說，當時他對這個方案是持保留意見的：“這并不是由于我親日，而是我認為，四通的翅膀還沒有硬到可以立刻脫離日本人的幫助，從MS-2401 的開發(fā)中我很清楚我們的優(yōu)勢在哪里，劣勢在哪里。”他認為應該做一個逐步國產化的計劃，而不是一步到位。他的意思是用兩到三年的時間逐步實現。

王緝志是MS-2401 的主設計師，搞技術出身，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比我們更有發(fā)言權。但王緝志的意見并沒有受到重視，有些人甚至認為王緝志已經成了絆腳石，于是安排了一位對MS-2401比較熟悉的年輕人負責系統(tǒng)設計部分，而王緝志完全被排除在外。

后來實際發(fā)生的開發(fā)費用比原來設想的多了很多。王緝志認為，這無異于從北京合資公司將大量開發(fā)費向香港四通輸血。開發(fā)周期也一拖再拖，本來依據MS-2401 的開發(fā)時間定為1 年，但直到1991 年才開發(fā)成功，用了將近三年時間。這還不算，MS-2406 的成本并沒有原先想象的那樣低，軟件性能較之MS-2401 也沒有突出的改進。當MS-2406 推向市場的時候，其售價比MS-2401 還略高一點。一上市，各地的經銷商紛紛反映：樣子難看，打印頭不耐用，有質量問題。MS-2406 本來是為了替代MS-2401 的，但是市場不認可，MS-2401 的地位沒有動搖，后來只好又回頭推出了MS-2401 的改進型MS-2411。絲毫沒有減弱對日本人的依賴程度。

為了配合MS-2406 的開發(fā)以及未來的銷售，1989 年5 月，段永基還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索泰克電子有限公司，這個公司成立之初并沒有告知日本人，連我這個最早去“踩點”和考察總經理的人也莫名其妙：公司怎么就成立了? 說是讓我監(jiān)管這個公司，但我發(fā)給他們打字機，他們卻從不向我匯報賣了多少、貨款都到了哪里，只是不斷地向我要機器，我因此與深圳公司負責人( 當時是何振東) 產生了很大的矛盾，但每一次段永基都站在他們一邊，我被搞得很惱火。

直到1989 年6 月底，集團派我到深圳利用這個公司轉產四通打字機時我才發(fā)現，我發(fā)來的打字機他們并沒有賣多少，他們不斷要機器顯然另有目的。

也許就是為開發(fā)MS-2406 準備資金吧?但為什么要避開我呢?我一直不得其解。MS-2406 出來后大約只賣出去幾千臺，就不再生產了。只好將錯就錯，想轉產MS-2401，輻射南方市場。這樣做繞不開日本人，三井提出如果深圳索泰克也生產MS-2401，則必須對企業(yè)投資的股本進行改造。深圳公司四通僅占5% 股份，日方占25% 股份，香港四通占70% 股份。而香港四通正是王安時主持的公司。

當時的設想是散件進口通過香港四通，然后再賣給深圳索泰克，再由深圳索泰克賣給四通OA 本部。這樣繞了一大圈，唯一的作用就是留利香港四通，等于截留了四通集團的利潤。所以，王緝志說：“就是由于生產MS-2406，從香港大量進口打字機零部件，而使得他( 王安時) 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確，當時四通集團進口的設備，內部決定要通過香港四通“剝一層皮”，留下3%—5% 的利潤，作為總公司的一部分財產存在香港四通。毫無疑問，這些有意留存的財產理應是四通集團的。

MS-2406 的失敗，除了當時的基礎條件以及開發(fā)人員的水平欠缺之外，還因為王安時、段永基的頭腦發(fā)熱。記得1991 年MS-2406 即將推出之前，在布吉的集體宿舍區(qū)會議室開過一次會，我和段永基都在。會上王安時曾提出，中國市場對打字機的需求一年存在30 萬臺的量。我聽后認為太離譜了，當即毫不客氣地頂撞說：我們一年十萬臺還遠遠沒有做到，過于冒進的判斷，有可能會決策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