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潤南主政四通的幾年中，他所提倡的這種民主集中制，使四通雜而不散，大而不亂。每月一次的對話會，經常碰頭的總裁辦公會，以及與干部隨時隨地的溝通交談，讓四通任何信息與決策都暢通無阻。
四通的會議較多，經常總裁辦公室一個電話把大家召集來，就在萬潤南或段永基的辦公室沙發上隨便一坐，為某件事或幾件事，大家議一議，聽聽大家意見，允許爭辯，在七嘴八舌中，萬潤南會說：“該有個結論了，大家看這樣如何？ " 然后把歸納的意見告訴大家。無論干部還是員工都有一種當家作主的感覺，這就是四通不同于其他企業的地方。有的企業領導人大權獨攬，認為自已是萬能的，永遠比別人高明，這樣是難以搞好企業的。企業小的時候，馬馬虎虎。規模大了，人多了，業務復雜了，非得培養一批得力干部，學會集中大家的智慧不可。
衡量一個企業成功與否，經濟指標固然重要，但從長遠看，能否創造一種好的企業管理模式，培養出大批有用的人才，產品和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形成自己獨特的品牌形象，顯得更為重要。
當然，領導者本能上都是集權的，這可能是人性中的弱點。作為一把手，知道哪些事情該交給別人做，哪些事情該自己做，用權適度，分權得當，才更能激發別人的積極性。這個分寸必須把握。
四通最初幾年的高歌猛進，讓很多人得意忘形，同時也掩蓋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初始不經意，后來有可能釀成大禍，有的涉及企業的生死存亡。
在四通八年從萬潤南、段永基等人身上，在華為四年多從任正非等人身上，我都學到了非常有益的管理思想和用人之道。當然他們表現出來的一些弱點和錯誤也給了我許多啟示。
第四章：初露端倪
在“八九風波”之前，四通總體的發展是健康的，生機勃勃的，甚至是轟轟烈烈的。人們把四通作為民營企業的榜樣，前來學習的、取經的、采訪的絡繹不絕。公開聯系的，私下來看的都有。地處北京郊區北塢村的合資公司打字機工廠，也經常接待各地參觀的客人。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代理商、外國友人不時造訪，儼然成為四通對外的一個重要的宣傳和展示的窗口。
記得有一天下午，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穿著便衣，沒帶幾個隨從，從玉泉山步行溜達到我們工廠的院里。當時我正好在，急忙帶領他在車間里看了一圈，人走了我還想，這么大的官兒怎么也知道這里？
四通最初幾年的高歌猛進，讓很多人得意忘形，同時也掩蓋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初始不經意，后來有可能釀成大禍，有的涉及企業的生死存亡。
記得段永基曾說過這樣的大話：“以四通目前的影響和聲望，即使賣冰棍兒也能成為中國第一。”后來大家會看到，這樣的狂妄是極為危險的。這也許決定了四通最終的命運。
萬與段出現裂痕
據說“文革”期間，萬潤南和段永基在清華分屬完全對立的兩派，萬是四一四派，段是井岡山派。但在四通，至少在我眼里，段永基是萬潤南比較倚重的干部。無論是在企業的日常經營中，還是當企業面臨重大決定的時刻，段永基都是萬潤南最主要的助手。這一點在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一唱一和，配合比較默契。雖然段的地位漸升也遭到一些人的抵抗，但企業相信的畢竟是生產力標準，是靠本領說話的。段永基除了主持的合資企業成績驕人，在處理“1.18”空難，以及主持集團的經營活動中，都展示了自己的才干。
據說“文革”期間，萬潤南和段永基在清華分屬完全對立的兩派，萬是四一四派，段是井岡山派。但在四通，至少在我眼里，段永基是萬潤南比較倚重的干部。無論是在企業的日常經營中，還是當企業面臨重大決定的時刻，段永基都是萬潤南最主要的助手。這一點在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一唱一和，配合比較默契。雖然段的地位漸升也遭到一些人的抵抗，但企業相信的畢竟是生產力標準，是靠本領說話的。段永基除了主持的合資企業成績驕人，在處理“1.18”空難，以及主持集團的經營活動中，都展示了自己的才干。
段永基的才氣與萬潤南相當，但行事的端正及為人的誠懇、大氣則不及萬潤南。段的權力欲望比較明顯，做事講究心計、手段，因而萬潤南常當著我們的面說段永基“裝神弄鬼”，段永基倒也不說什么。
1988 年底，萬潤南將段永基一直主管的打字機營銷部交由合資公司曾經的副總經理、后來的副總裁郗建民（此時郗已從三井北京事務所辭職加入四通，擔任集團副總裁）負責，沒想到遭到段永基強烈的抵抗。段永基不贊成將整個打字機的經營分成生產和銷售前后兩段，由兩人分管，認為這增加了矛盾和無謂的協調時間，完全沒有必要，除非郗建民直接歸他領導。由于倉促上陣，郗建民處理一些事情確有不大妥當之處，段永基抓住這些問題公開表現出鄙夷和不合作。這一點很多人都看得出來。在一次有一二百人參加的全體干部會上，萬潤南為給郗建民撐腰，竟在主席臺上與段永基爭執起來。段永基頂撞了他。一向從容平和的萬潤南甚至站起來，很生氣地說：“為了公司做得更大更好，一些具有戰略性的工作，有必要實行專業化分工。我們的干部應當具備這樣的大局觀、雅量以及合作精神。”誰都聽得明白，“我們的干部”指的是誰。這是很少見的情況。
從進入四通起，我的工作一直直屬于段永基的領導。在這樣的大會上，在眾人面前，自己的領導被嚴辭批評，心里很不落忍，有一種同時被批評的感覺。我的爆脾氣上來了，便舉手示意要求發言，我的講話自然站在老段的一邊，認為郗建民不懂市場，上臺后把銷售搞亂了。我這么一講搞得萬潤南很被動。事后想一想很是后悔。
第二天我在公司走廊碰到萬潤南，向他表達了自己的歉意，同時問他為什么會搞成這樣。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小伙子，你提的意見不能說是錯的，但做企業還應該有更多的考慮。”話沒點明，但顯然對段永基有一些想法。我后來想，可能萬潤南已經感覺到段永基的權力大，需要一定的制衡吧。是否還有別的原因我并不知道。我住科學院87 樓的家離集團辦公的地點很近，星期天沒事經常到集團轉轉。
1988 年底的那次會議后不久，我順道去公司，萬潤南把我領進他的辦公室，很認真地對我說：“我想讓老段多管些集團的事，合資企業的事由你來管，你看怎么樣？”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但立即意識到，萬潤南是用我來削弱段的權力。面對萬潤南的信任、重托，我沉吟片刻，拒絕了。我知道，假使我接受了，萬與段的矛盾一定會因此而激化。對四通滿懷憧憬的我，并不想看到這樣令人痛心的局面出現，更不想置身其中。我以為我的退讓可以換來四通的團結。后來的大量事實證明，當時的我多么天真和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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