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在四通的時間并不長，不到六年（1984 年5 月16 日～ 1989 年6月4 日）。我和他在計算中心共事時間不多不少也是六年（1978 ～ 1984 年）。萬潤南是一個用企業理念和企業文化管理公司的人，因此他給予人們的影響（尤其對于四通人以及早期的民營企業）比后來的任何企業家都要大、要深刻。是萬潤南第一次向我們灌輸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沒有效益就是犯罪”的理念；是他告訴我們“一個干部最大管理跨度8 ～ 12 人”等概念；是他告訴我們“金錢有誘惑力，而事業才有凝聚力”；他還不斷提醒我們“上下同欲者勝”的基本道理；他還對干部提出三個要求：“大局觀、執行力、分寸感”……這些東西對于我們這些從各行各業剛剛下海的人，剛剛參與企業的人，是那么的新鮮，簡直聞所未聞，讓人不得不用心去思考。
相貌儒雅的帥才任何企業的成長基因最初都與它的主要領導者的個性、行事風格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無論其領導者有意無意，都會在企業的身上打上難以抹去的烙印。四通也如此，不同的是，作為企業舵手的萬潤南對于四通的企業文化、企業精神的培養是有意識的。
萬潤南，1946 年生，江蘇宜興人。1967 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工程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后來他娶了哈工大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的女兒李玉為妻。他中等個子，白凈圓臉，雙目有神，相貌儒雅，和藹可親。計算中心許多女同志認為他是美男子。
他說話條理清晰，從無廢話，引經據典，富于哲理，與他儒雅的長相很般配。就連“六四" 之后對他的通緝令上面也用了“此人溫文爾雅”這樣的詞句。很少見他指責誰和跟人發火，但也有不客氣的時候。記得有一次，在他的外間辦公室開會，李玉端著飯盒一邊吃著就進來了，他發了火：“李玉，這里在開會，你這樣端著飯進來像話嗎？出去！”李玉嚇得趕忙退到外面。
還在科學院計算中心的時候，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補課，沈國鈞（畢業于北京大學，四通創始人之一）是我們高等數學的講課老師，萬潤南是輔導老師。沈國鈞講課時沒有重點，平鋪直敘，大家聽了昏昏欲睡，常常一頭霧水；相反，萬潤南講輔導課，一支粉筆一道例題，邏輯嚴密，條理清晰，簡單明了，讓聽課者欲罷不能。萬潤南因此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萬潤南博覽群書，有很深的文化底蘊。據說他的第一任妻子劉濤就是通過借書相識的。他對四通中高層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勝" 就引自兵法。從這些細節就能看出他的與眾不同。后來知道，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他曾是胡錦濤任團長的文藝社團《新清華》文藝副刊的編輯。
清華大學畢業后，他曾在承德鐵路中學當了多年的老師，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調入中科院計算中心當軟件工程師，后來擔任第六研究室的一個項目組長。為此項目，計算中心于1980 年專門進口了一臺日立公司的L-330 小型計算機，萬潤南等人因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計算中心最早出國到日本的一批人。
那時萬潤南一家三代擠在院圖書館旁邊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平房里，家境與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簡樸而清貧（當時我家住在87 號筒子樓里，著名的科學家陳景潤住在與我們挨著的88 號）。
上述背景與經歷，對于萬潤南辦四通不會沒有影響。他眼界開闊，追求遠大，決定了四通必然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文化氣息與戰略思維的企業。奇怪的是，以這樣的家庭背景和能力水平，萬潤南在計算中心居然仕途不利，最高只當到項目主管，連室主任都沒有當過（這方面他不如我，也不如段永基，老段在航天部621 所的一個研究所當到研究室副主任）。
四通創辦不久，稅務部門就派人來檢查，一查就是九個月，四通面臨危機。此時，萬潤南正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學習，聽聞此情況立即中斷美國的學業，回國直面困難。這也是萬潤南第一次應對企業危機。
1988 年1 月中旬，四通要在重慶召開一次打字機代理商會議。四通辦公設備銷售部（簡稱OA 部）的第一任部長沈維公帶領技術服務中心經理侯景琳、副經理田湘林，以及OA部的秘書李麗、宋京琴去參加會議。同機的還有6 個各地的代理商。飛機在重慶上空因發動機掉落墜毀，機上108 人全部遇難（此次事件在四通內部被稱為“1·1 8 空難”）。四通一下子失去這么多重要干部，打擊十分沉重。在這樣的困難時刻，萬潤南一面安排段永基等帶領相關干部前往重慶處理善后事宜，一面動員全體員工開展向五位烈士學習和悼念活動。在烈士骨灰進京的時候，還組織員工到車站迎接并在公司大廳設置靈堂祭奠烈士英靈，后來又把五人的骨灰立碑安葬在香山櫻桃溝的山坡上。
一個巨大的災難降臨，在萬潤南的精心指揮下，不僅沒有壓倒四通人，而鍛煉了干部們處理危機的能力，為四通注人了一股悲壯而決絕的力量。這次事件之后，萬潤南規定，公司副總裁以上干部出行，不得乘同一架飛機。他認為，四通可以失去一切，但只要干部骨干在，四通就可以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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