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不要說辦企業大家是第一次，搞生產也沒有幾個懂的。我們真的是探索著前進，包括制定各項制度、安排生產計劃、購買生產設備、調度人力資源、協調各部門關系，我們都是主動去探索，從不等待誰來安排。
在合資企業當生產部長最爽之處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夠得到推行。我們幾個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如何保證產品質量，如何理順生產流程，如何規劃生產布局，如何調動大家的工作熱情。
我們總是不滿足，總是想辦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種無形的動力、強烈的進取心。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創新思維，我的坦率的性格以及實打實的工作作風，在合資企業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傳染一樣，感染著每一個人，大家每天都干勁十足記得在四通工作的頭半年，下班回家累得連話都懶得說。妻說，你像打了雞血比在計算中心時更加賣力了。
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同一個人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人。在已經形成的氛圍中，大多數人會不由自主地前進。四通在其短短的兩三年內。對內對外都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感召力，除了社會剛剛開放帶給人們的創業沖動之外，不能不說還有四通自己獨特的環境氛圍對人們的影響。
四通頭一個月發工資是打在存折里，對我這個從工資表上領慣了工資的人來說，這是一件新鮮事。拿回家翻開存折一看是250 塊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很高的收入，足以讓兩口子一夜難眠。我當處長時，加上獨生子女費及糧油補貼不過143 元；當局長的才160 多元；我們計算中心的主任、國內著名的計算數學權威馮康教授每月也沒超過230 元。報到的時候，萬潤南、段永基、李玉、葉延紅都沒有跟我談過薪水的事。人家沒說，自己也羞于提起，更不好意思詢問別人。這成了我一貫的風格。記得1995 年到華為時，郭平副總裁詢問我在四通的工資是多少，我如實講了，華為最初幾個月給我的工資與四通一樣多。妻曾笑話我：咱們家李玉琢真夠實在的！意思是我連多說一點都不會。
1987 年5 月27 日合資公司注冊完成，公司在海淀劇院召開了一次成立大會。成立大會當天，高朋滿座，北京市前市長焦若愚，北京市計委、經委、外經委、工商局、稅務局、外管局及海淀區各局、委的領導同志，三井物產董事、物資及纖維總部部長石田邦夫（合資公司董事），三井物產第二物資部長岸田登（合資公司董事），三井物產駐中國總代表遠藤滋（合資公司董事）等都出
席了成立大會。顯然．當時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產都很重視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級的人物與會，可見四通與三井物產建立的合資公司在當時是多么地具有影響力。
當期的《四通人》上還刊發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訊，標題很長：《中日合資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0TEC）成立，顯示了四通的技術實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說，成立索泰克的項目建議書，從1987 年3 月24 日正式上報北京市計委，到5 月27 日已領取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簽發的營業執照，僅用了兩個月零三天，這在北京市的合資企業興辦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三井物產與外國興辦合資企業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資企業中，由中方持有技術股份，且技術股份占注冊總資本的25％，更是獨此一家，首開紀錄。這充分體現了公司的技術實力及工作效率。
記得四通方面擔任合資公司董事的有：萬潤南（董事長）、段永基（董事）、王安時（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資公司設七名董事（加上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確規定，重大事項的決策必
須全體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簡單多數說了算、不顧日方意見與利益的情況發生。這也是日方（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在四通的歷史上有它獨特的地位，它是四通產業化進程的第一步，支撐四通半壁江山達十年之久。這是四通最為重要的一項戰略舉措。
就這樣，風風火火、充充實實地干了一年之后，1988 年5 月，由段永基總經理提名，董事會通過了陳永長和我作為合資公司副總經理的議案。當了副總經理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每年一次或兩次列席合資公司的董事會。見識日本企業高層和四通高層的對話與博弈。有時會到日本東京三井物產去開會，可以不斷接觸和領略日本的社會，包括坐新干線，參觀日車企業，逛日本的電子一條街——秋葉原．這對于我們這些剛剛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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