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我還在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擔任研究部主任。一天，中心黨委書記老單電話通知我，前一段黨委對我進行的一項“群眾反映”調查，結論是“你沒有錯誤”。
之所以對我進行調查，是因為在不久前的模范黨員評選會上，有人認為我帶領部下利用業余時間為商業部和石油管道局建機房，把掙來的錢給部下發獎金是錯誤的。當時我主管的技術條件處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時間是“四班三倒”，有比較多的休息時間。為了改善部下的微薄收入，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我組織他們利用業余時間出去賺點“外快”。而且為了避嫌，我一分錢沒往兜里裝。我自認為做得無可挑剔，心中十分坦蕩。但沒想到，卻影響到我的模范黨員評選。
一番好心卻惹來一些人的“反映”，自尊心很受傷害。黨委書記的電話，讓我幾天來一直揪著的心頓時釋然。既然事情調查清楚了，那么順理成章，我還應該是模范黨員吧？
我問：“那我還是模范黨員嗎？”
黨委書記老單的回答兜頭給我一盆冷水：“不是了，評選已過去了。”
我爭辯道：“我沒有錯誤，卻有人說我有錯，使我耽誤了模范黨員的評選，這算不算誣蔑？”
老單答曰：“我們怎能不讓人家提意見？”
隨便的一個“意見”就可以否定一個人，調查清楚了還不改正，這是什么事？
我大怒，一聲“胡說八道”之后，啪地一聲摔了黨委書記老單的電話。
我知道，我這個官當到頭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以前工作中的種種不如意，長期無所作為又無可解脫的苦惱此時都泛上心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從未在政治上犯過錯誤。但我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卻在那個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的年代，經常被一些人挑毛病，使我幾次都差點遭遇所謂的“政治問題”。我的行事風格與僵硬的體制經常發生沖突，除了發獎金這樣的事情，我甚至無法處分一個一個多月鬧情緒不上班不稱職的電工班長。
38歲的我兩年前已經是一名正處級干部，在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工農兵學員中算是職位最高的，后來辦企業出名的萬潤南、柳傳志當時都不如我官兒大。初期，在新機房建設、013大型計算機搬遷，以及電工班民主選舉等事情上也干得風生水起。但不久，問題來了。有人開始嫉妒，在妻的面前說風涼話：李玉琢憑什么當官？都是工農兵學員，他有什么了不起？妻也沒客氣：李玉琢是自己干出來的，不服氣你也可以試試。后來就有人到領導那里反映所謂“情況”，什么技術條件處為食堂修冰箱要吃要喝（修好了冰箱之后食堂留他們吃了頓飯），什么帶人出去做私活是“金錢至上”，什么電工班搞民主選舉是“目無組織”，等等。本想有所作為，卻不斷嘗到體制內的痛苦，不再干下去的念頭一點點滋生起來。
一種強烈的直覺告訴我：我的個性不適合體制內。怎么辦？人理應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后悔。正是基于這樣的想法，1987年初，心意彷徨的我要求去中央黨校學習，沒想到計算中心領導竟批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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