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何，想到深通就會想到深圳的天空，那么高遠，那么澄凈，那么令人顧盼神往。每一次從北京飛到深圳，到達之前，我都會轉向舷窗向下俯瞰，有一段在大海上空盤旋，我會透過一塵不染的天空，欣賞如畫的大地，明凈的海洋，分辨哪里是深圳，哪里是香港。

二十年過去了，深通的記憶日漸模糊。

    今年春節前一天我到深圳，與王曉光、楊泓、張軍、張敏毅、肖衛國、熊鷹、陳邦愛、劉志、陳杰、劉亞海、郭小海、呂曉明、王宗澤、聶桃一起聚會了一次，這是我95年初離開深通后難得的一次與這么多深通人見面。大家多年不見，竟有說不盡的往事。歲月在每個人的身上都留下痕跡，深通留下的不僅是終身難忘的美好記憶。

       91年初，我陪同段總參加了與三井、富士通關于建立打印機組裝工廠的談判，其中最讓人感興趣之處在于，24針的打印頭也可以散件組裝，這是一項很有技術含量同時也很有效益的國產化內容。但絕沒有想到，這是一次與我個人有關的談判。段總在簽字儀式之后的當晚，打電話希望由我來主持這一工作，我拒絕了。89年“六四”不久，我曾受命到深圳組織打字機的生產。拋家舍業度過一段艱難的歲月，我認為，現在該輪到別人了。但段總很執著，幾次三番動員我，見說不動，還動員王安石等人來說服我（94年“倒段”時，王安石揭發，這是段永基讓我離開四通權力核心的一次“陰謀”）。在此情況下，我與愛人商量“老這樣頂著，終究不是一個事。明知道這是有意整人，但也許是一件好事，深圳天高皇帝遠，正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辦一個企業。做好了可以更好地證明自己。”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帶著范偉強、周怡軍等幾個干部再次南下深圳，在八卦四路開始了深通的起步。

記得到深圳時，公司的名字還沒有定，我想，既然是在深圳辦四通的事業，就叫“深通”吧，其他幾人沒有更好的建議，也就通過了。在裝修二樓的辦公室和車間時，我從深圳索泰克借來了生產部長叢敏。我們在空蕩蕩的樓層里用步量測距離，然后用白粉筆在水泥地面上劃線，這里是走廊，這邊是辦公室，那邊是車間，還有生產線、庫房等等，我們兩手空空規劃著深通的布局，信心滿滿，猶如一張白紙即將在我們的手里畫出一幅美妙的圖畫。畫著畫著，我突然感到一陣眩暈，我問別人：“你們暈不暈？”大家都搖頭，說我可能缺氧了，我跑到窗口通風的地方，緩了好一會兒才恢復過來�，F在想來，91年時我就已經有了冠心病的前兆。

楊泓進入公司是最具有戲劇性的，因此記憶比較深刻。那時公司還小，張軍一個人負責進出口業務，工作量并不大。但他非要進一個秘書不可，我對此很反感。張軍似乎答應了人家，反復找我磨磯。此時公司除范為強之外還有一個副總經理王本公，一天他遞給我一張寫了多半頁字的紙，上面有一個題目：如何當好秘書。他說：“李總你看一下，這個女孩兒挺有才。”聞聽“有才”二字，我看了一眼考卷，果然可以�？紤]到王本公的面子，我說：“好吧，當我們三個人的秘書吧。”后來張軍告訴我，他要招的秘書正是她。

那時候公司管理比較嚴格，我認為培養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非如此不可。那時候生產線比較緊張，生產線缺一個人，就可能轉不起來。記得春節放假規定，任何人晚回來上班一天就除名。恰恰有一年春節，一向表現優秀的胡金茹沒有上去火車，第二天買了一張飛機票趕回公司，我為難了。開除小胡，我心里不忍；不開除吧，就等于不公平。后來我終于想出一個辦法：開除胡金茹，但給予工作機會，一個月后若表現好，重新轉正。

為了有意培養大家的民主意識和鍛煉人才，競選員工俱樂部主席成為公司一項頗為引人關注的活動。愿意為大家服務，大家又擁護的，就可以當選，一年一次。沒有想到，這一活動贏得了大家的響應，參加競選的人很踴躍，競選演講也都很精彩，俱樂部辦得有聲有色。這一類活動成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遠在深圳的年輕人因此減少多少對父母和家鄉的思念。三年選出了三個主席，他們是張林，楊泓，梅秋生。后來證明，這三個人大家沒有選錯。給每個人以機會是深通的另一個信條。

那時候員工們，尤其工人們都很年輕，我覺得他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應當鼓勵他們學習。于是公司規定，員工參加各種業余培訓，凡是在公司備過案，得到允許的，一旦拿到畢業證書，學費由公司報銷。在這一政策下，很多工人利用業余時間參加各種培訓，學習各種課程，不僅可以提高員工素質，也為他們的未來創造了機會。其實那時候，培訓班很多，學費也不貴，但能夠這樣做的企業并不多（也許沒有）。今天看來，公司在這一點上，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至少二十年后大家回憶起來，深通是把員工當作人，而不像大多數企業僅僅把員工當作打工仔。

記得92年時，深圳掀起購買股票的風潮，有無數的打工者加入這一行列。我們從深通辦公室的窗口，都可以看到每一個證卷公司的門前長龍一樣的隊伍，那時候中簽了就等于發財了。公司在這一情況面前嚴格規定，因購買股票而不來上班或耽誤工作的任何人都視為自動離職。這除了是保證企業正常運營的需要，還因為我個人有這樣一個認識：凡是玩股票的人認真工作的可能性極小，因為他們會因為股票市場的欺負而惶惶不可終日，哪有心思做好公司的工作？那時候，我的這一認識有可能耽誤了一些人發財的機會，但我無法想像，一個公司會允許人們放下正常工作，擁擠在投機股票的隊伍里，這關系到人們走怎樣的一條路。說實話，我個人至今堅守這一認識，幾十年來沒有玩過一分錢的股票。

在深通時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一次，與三井和富士通談判（不是價格問題就是國產化的進程問題），有一個問題大家僵持不下，到了后半夜人困馬乏，三方終于達成一致，中込把一份日文的協議放到我的面前要我簽字。但我提出問題，必須再有一份中文文本的協議方可簽字（因為日文我們看不懂，怕有異議）。這時富士通的一位先生認為我是故意刁難，勃然大怒，站起來將鉛筆摔到桌子上，這事我第一次看到一向表現克制和溫文爾雅的日本人的另一面。我不動聲色，堅持讓中込寫出中文文本后，方才簽字了事。

與此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件。當初與三井商定，四通購買到一定數量的打字機架之后，打字機架的價格必須下降一個比例。但數量達到時，美元與日元的匯率發生變化（對日方不利），中込提出由于匯率變化，無法遵守之前協議。當時面臨下一個季度的訂貨，當月也面臨日方向深通發貨的問題，我們與中込談了好幾天也談不攏，有人勸我讓步，我不同意，繼續堅守我們的主張——三井方面必須無條件遵守承諾。中込建議，各自回去考慮目前緊迫的形勢，當天下午五點最后一次通話。到下午四點多，我仍然無事一樣，沒有與任何人商量對策。有人忍不住了問我：“李總時間要到了，我們怎么辦？”我平靜回答：“愿意不變。”“會不會日方不發貨，我們無法生產，造成損失？”“放心吧，日方無理在先，即使造成損失他們也要負責，更何況他們的損失比我們還大。”

五點一道，中込從東京準時打來電話：“李先生怎么樣？”“沒有任何改變，我方堅守原來主張，日方必須兌現承諾。”沉默幾秒鐘之后，中込在電話的另一端說：“好吧，按你們的意見辦。”一場激烈的貿易談判就這樣搞定了。今天想起來，那情景還讓人有點兒心跳。

深通的三年是我職業生涯中條件最為艱苦卻是心情最為放松、快樂的三年，95年時的深通已經成為四通集團內管理最好、效益最好的企業，鄭洪儒副總裁誠心誠意地評價說：深通是集團內唯一的綠洲。深通時的很多情景久久難以忘記：記得下班后打撲克鉆桌子的情景，記得啤酒屋暢飲扎啤的情景，記得在湖心大廈早餐喝洗衣服的情景，記得組織員工到北京、肇慶、桂林等地集體游覽的情景，記得93年的秋天大水淹到樓下出門劃船的情景，還記得到上林苑和四川大廈改善生活的情景，記得我離開深通到華為上班最初的日子，司機梁學銘繼續堅持每天一早送我上班，后來被發現換成開卡車，仍然用卡車送我......。

       95年當我不得不告別深通，告別四通的事業時，我平生第一次竟當著深通一百多人的面，號啕大哭。這是一次痛心又難舍的別離，我把人生最好的年華與深深的熱愛，毫無保留地獻給深圳大地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企業，也獻給與我一起奮斗的可愛的人們。

深通留給人們什么？一個可以放飛理想的澄清的天空。

2011-2-15

2011-2-16再修改

選自《命運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