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意義非凡。中外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有何異同，各自具備哪些優勢？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軍梅。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工業4.0、智能制造時代，中國與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強國相比，“長板”與“短板”如何？

劉軍梅：在最近30年發展中，中國迅速縮小了與傳統工業強國的差距，制造業及其數字化轉型形成了獨有的特點和優勢，擁有多處“長板”。中國制造業規模大、體系最完整，因此更具活力；中國5G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已建成的5G基站約占全球的70%，5G網絡已覆蓋全國各地，而快速下降的5G模組價格，將助推5G技術在制造業的推廣和應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先導應用領先，中國在此方面的投入亦多于其他國家，這對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了極大的推動力。此外，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潛在市場規模較大：目前，中國規模以上企業的數字化投入比例為0.5%-1%，而歐美企業這一比例為3%-5%，若中國企業的數字化投入持續提高至歐美企業的水平，結合制造業產值，中國潛在市場將會十分巨大。

當然，中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還有不少“短板”，包括：工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相對落后，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基礎技術等產業對外依存度仍需降低；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雖已達76.4%，但美、德、日三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均在90%左右；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方面，除5G相關技術外，中國在其他多個領域技術水平均有待提升；目前，全球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多位于美國，國產軟件缺乏競爭力；工業數字化滲透率不高；在數字化轉型配套服務方面，中國需要百花齊放的數字化解決方案供應商來提供相應服務。

中新社記者：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戰略上，傳統工業強國的總體趨勢是怎樣的？又各有怎樣的特點？

劉軍梅：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傳統工業強國依據自身發展優勢，對制造業數字化提出了不同的構想和規劃。

美國戰略的主要任務是重振制造業，吸引制造業重返美國，提升其在全球先進制造產品份額，其“再工業化”利用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來發展先進制造業，重點關注機器人、生物技術等先進制造領域，同時注重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德國戰略意在強化“德國制造”的領先地位，期望在新標準制定方面進行競爭，推廣“德國標準”；日本的戰略則是建設新型數字社會，重點發展機器人等新技術，實現“工業互聯”“互聯制造”，促進智能制造產業的技術創新；新加坡加大對“人工智能”新型產業、技術的投入，打造世界研究中心；韓國則將建設重點放在“智能工廠”方面。

中國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方面與發達國家差異性表現在發展路徑、側重點不同以及對中小企業關注度不同。中國的發展路徑是數字化先于自動化；側重點在于，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以兩化融合為主線，推動傳統產業在自動化、信息化方面的“補課”。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競爭環境下，中國不同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遭遇了怎樣的挑戰？

劉軍梅：在數字化轉型中，中國的不同企業面臨挑戰不同：大企業更傾向于做標準化的產品，個性化的產品則更適合小企業、小團隊去實施。中國的制造業主體力量是大量中小腰部企業。而傳統制造行業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采用傳統管理模式和生產方法，在轉型方法論和轉型案例的理解上，即做什么、怎么做方面多有困擾。因此，中小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時，常常存在“不想轉”“不會轉”的問題。許多中小企業目前仍未完成自動化改造，在資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企業的試錯能力不足，導致了“不敢轉”。中小企業還存在人才問題，通常在轉型方案、路徑上需要專業的團隊來幫助執行，即使聘用外部團隊幫助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也缺乏相關的內部人才理解、執行方案，容易導致轉型效果不理想，甚至失敗。

中新社記者：在工業軟件方面，中國的競爭實力如何？數字化時代，如何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和經驗？

劉軍梅：工業軟件是制造業的大腦和神經。中國的科學類工業軟件距離國際水平差距最大，工程類次之，差距最小的是管理類軟件。不過，中國國產工業軟件水平并不是全面落后于國際，而是呈現出差異化，在管理類軟件方面甚至領先于國際。

在核心引擎和科學類軟件方面，中國仍處于全面落后狀態。目前中國大多數軟件都基于美國的數據開源，這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軟件體系。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加大了軟件技術研發和創新力度，并且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比如，在CAD、ERP、FP、SCM、PLC等工業軟件領域，國產化率已較高，國產ERP軟件更是占據了近90%的市場份額；同時，一大批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涌現，其中主營業務收入超10億元(人民幣)的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逾40家。

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國國產工業軟件等缺乏足夠應用場景。面對歐美等發達國家在軟件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市場壟斷，我們需要釋放部分合適的應用場景給國產智能裝備，讓國產軟件有試錯驗證的機會。

數字化轉型浪潮中，中國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基礎不牢”的問題。在此方面可借鑒德國平臺建設經驗，加強與德國在這一方面的合作，促進如兩化融合平臺、工業互聯網網絡創新實驗室、工業互聯網制造安全一體化測試床等相關平臺體系的成熟完善。而美國工業互聯網思維下的數字化轉型，恰好可以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匹配。

2023年7月，復旦大學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團隊對30余家數字化轉型服務商和需求方企業進行調研。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在產業政策扶持上，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各國政府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中國的中小企業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扶持？

劉軍梅：總體來說，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德、日、新均建設或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支援體制或平臺；中、德、新、韓四國政府更關注中小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在產業扶持方面，美國政府創建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作為“孵化器”，以“產學研政”合作的形式，降低研發與應用的成本及風險，推動先進技術的研發，促進研究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德國政府搭建了工業4.0平臺以及中小企業工業4.0卓越中心，由政府領導，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專家共同參與，為所有工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幫助；日本政府形成了成熟的多方合作支援體制，即“官產學”一體化合作機制，在技術成果轉化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新加坡也推出了“國家人工智能核心”計劃和“大學—企業研究室”計劃，凝聚政府、國內外企業、高校等科研機構三方力量。中國政府目前也搭建了兩化融合平臺，但在參與企業數量、平臺功能建設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在中國，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數字化轉型是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重要一環。但由于技術、資金、人才以及管理經驗等方面的限制阻礙了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所以各級政府都在推動金融機構、平臺和企業的多方合作，用“云量貸”等實際政策措施來嘗試解決中小微企業，面對數字化轉型“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問題。

我們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德國工業發達，大型企業的數字化水平較高，部分企業處于世界頂尖水平，因此德國的政策扶持更多地關注中小企業，建設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工業4.0卓越中心和中小企業測試床，為中小企業提供認識和了解數字化的機會，并提供具體的數字化改造實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