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國單體規模最大的漂浮式光伏電站——安徽阜陽南部風光電基地水面漂浮式光伏電站實現全容量并網發電。該電站由122個超大型光伏矩陣構成，總裝機容量65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約7億千瓦時。近年來，我國光伏產業鏈發展迅猛，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光伏產業鏈。
但還要看到，受制于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全球供應鏈正深度重構，未來將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如何準確認識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及特征，從而把握好新機遇？一起關注《人民論壇》獨家文章。
安徽阜陽南部風光電基地水面漂浮式光伏電站鳥瞰圖。
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面臨哪些新機遇？
全球產業鏈重構對我國產業鏈發展及穩定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全球部分產業正從中國向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轉移。另一方面，美歐等國家推動制造業回流，以國家安全名義推行“友岸外包”等政策，全球產業鏈朝著本土化、區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構。我國應憑借自身優勢利用好新的發展機遇，以加快產業鏈的轉型升級，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
第一，全球產業鏈重構倒逼我國產業鏈加快轉型升級。全球產業鏈的穩定性受到巨大沖擊后，世界各國對本國的產業鏈自主性與可控性愈發重視，最終產品本地化生產的偏好更加明顯，各國開始呼吁產業鏈回歸本土化、就近化以維護本國產業的穩定發展。全球產業鏈的本土化、多元化趨勢對我國的產業鏈發展具有較強的倒逼作用，加速我國走出“內生”、技術依賴性的道路，促進我國產業鏈在自主可控的基礎上加快轉型升級。與此同時，全球產業鏈重構使得國內對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動企業改變原有的跟隨式發展和被動式發展模式，以突破新技術、改進完善現有產品或技術為目標，通過加大投入、采取獎勵創新等方式激勵創新，進而提升我國產業鏈的競爭優勢，推動我國產業鏈實現轉型升級。
第二，全球產業鏈重構有利于我國突破“中低端鎖定”的困境。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全球治理體系也面臨著巨大挑戰，世界各國均希望建立對本國有利的全球治理體系，這一行為導致全球治理體系逐漸偏向碎片化。過去，全球產業鏈的主導者一般為發達經濟體；現在，隨著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地位的不斷提升，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生效意味著亞洲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亞洲經貿合作機制內涵。我國企業借助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進口博覽會、東盟博覽會等重點經貿展會的線上線下平臺，積極開展與成員國企業之間的多領域多形式經貿合作。區域原產地累積規則讓企業優化供應鏈，靈活進行產業布局，建立更精細更完善的產業鏈分工體系，降低最終產品的生產成本，推動區域價值鏈深度融合。其帶來的巨大貿易創造效應和更高社會福利水平，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新機遇。
第三，全球產業鏈重構帶來更多國際合作機會。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下，我國發展較為成熟的這一部分產業鏈轉移對于總體產業鏈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方面，成熟產業體系的轉移能留出更多的資源或空間給我國其他發展未成熟的產業體系；另一方面，向外轉移意味著我國將與產業轉移的國家或地區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在產業鏈層面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關聯度會進一步提升，拓展了我國對外開放合作的范圍，帶來了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未來我們仍需利用好國際合作機會，充分整合和利用可得資源，尤其是國外的高端和先進生產要素，以促進我國的產業鏈發展。
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存在哪些挑戰？
第一，我國產業鏈受到產業回流的巨大沖擊。目前，由于受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下行風險持續積聚。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紛紛轉向經濟本土化發展，使得包括制造業在內的多產業出現回流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回流不僅僅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回遷，還包含了產業中高端環節的回流，這直接導致我國的產業鏈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對我國產業鏈轉型升級產生了一定影響。
第二，產業基礎與技術差距加大了我國競爭壓力。我國目前雖然具有較完整的產業體系，但從產業基礎與產業技術上看，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不可忽視。從全球化分工可以看出，我國主要掌握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在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上對于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程度的依賴。全球產業鏈重構使得全球產業分工出現較大改變，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補、合作關系正朝競爭關系轉變，產業基礎和產業技術上的短板使我國在某些領域處于弱勢地位，一旦國際貿易中出現對相關技術進出口貿易的封鎖，那么該核心技術就會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卡脖子”問題，不利于國家間競爭。因此，我們不僅需要進一步關注與發達國家存在的技術差距以及相關產業發展中關鍵核心技術供給不足的問題，還要形成“長板”技術，實現技術水平的反超。
第三，我國面臨較大的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風險。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將會對已有的產業內、產品內分工制度的根基造成沖擊，而此前被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占據的全球產業鏈也將會出現規模縮小、范圍縮小以及地理分布改變等現象。一方面，國家間的競爭使得我國包括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即發生產業轉移。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生產力成本的上升，原本從我國出口的產品被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即發生貿易轉移。例如，在貿易摩擦下，很多跨國公司將部分產業鏈向南亞、東南亞國家或地區轉移和分散，以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
第四，中美關系復雜化對我國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美國對我國采取的一系列遏制和打壓手段影響了我國產業的正常發展。美國通過實行新的制度政策、構建新聯盟等方式，試圖改變現有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動搖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現有地位。拜登政府上臺后，重視聯合盟友開展對華博弈，倡議構建“印太經濟框架”，其所具有的封閉性以及排他性等特點，對于加強其與印太地區的產業合作關系具有巨大推動作用。另外，美國《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的實施進一步阻礙了我國產業發展，該法案除涉及巨額補貼、稅收優惠、科研經費外，還專門設定了對我國芯片技術與企業發展的限制，對我國企業進口芯片生產裝備以及外國公司在我國設立工廠進行全面禁止。這嚴重阻礙了我國芯片的研究、生產以及銷售。
如何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
▲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實現產業鏈升級的必要條件，應以關鍵技術、先進技術、核心技術等方面的突破推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而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占領某些重要環節或領域，同時避免因他國技術限制而影響我國的產業鏈轉型升級。從具體措施來看：一是加大研發投入，鼓勵和推動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為企業提供包括資金、人才以及科創基地等在內的充分的資源要素。企業應充分利用好現有資源，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建設，激發創新活力。二是建立健全相關政策制度，不斷完善科技創新體制，在全國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三是以國內外協同創新推動我國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鏈轉型升級。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以及創新經驗，注重自主創新，避免“閉門造車”。堅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全方位加強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既要“走出去”也要“引進來”，打造具有成本優勢與市場優勢的新技術，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我國產業鏈升級，推動形成互利共贏的科技創新合作新局面。
▲調整優化現有產業鏈。一方面要補短板，重視產業鏈中的關鍵環節，加大研發投入；同時加強對產業鏈中低效率環節的關注，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協同作用，解決影響產業鏈發展的各項問題，從而避免出現產業鏈中斷、生產受影響等情況。另一方面要創造長板，鼓勵和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在增強我國總體競爭力的同時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友好合作關系，進一步推動我國產業鏈的發展與轉型升級。在調整優化現有產業鏈時，需要始終保持產業鏈的安全與穩定，維護產業鏈體系的完整與暢通。其中很重要且有效的一點即是培育更多具有生態主導力的產業鏈“鏈主”企業，通過多層級的市場主體來支撐產業鏈。對于中小企業，可以為他們提供各類所需資源要素，促進其創新研發，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對于大企業，需充分考慮其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為其在全球產業鏈中掌握主導權提供助力。
▲充分發揮市場規模優勢。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應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吸引全球生產要素集聚，進而促進我國產業鏈的進一步發展與升級。努力提升我國產業鏈與國內需求的適配程度，發揮好國內消費市場的帶動作用，保證產業鏈朝正確方向發展。同時，我國的規模經濟效應對全球要素具有強大吸引力。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下，本土市場規模越大，對于其他國家或地區資源要素的吸引力越大，而外來資源要素的持續流入將加快推動我國產業鏈的轉型升級。
▲克服知識壟斷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影響。與其它技術相比，數字技術的知識壟斷除了建立在知識產權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規模經濟、網絡外部性以及互補性等特點。知識壟斷會使企業的市場勢力得到不斷加強，而企業市場勢力的增強又反過來會進一步提高其知識壟斷程度。因此，知識壟斷者在交易過程中擁有較高的價格溢價能力。我國應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知識產權的產業化，防止出現企業知識壟斷。具有知識產權優勢的企業應在一定程度上推行知識共享，避免知識壟斷；不具有知識產權比較優勢的企業應充分利用政策支持，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實現知識產權的產業化，將特色產品的資源優勢轉變為品牌、市場的競爭優勢。
▲推進我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深入推進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和擴大開放”，“深化服務領域改革開放”，“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對于推動我國產業體系發展、實現產業鏈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但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我國服務業仍需進一步推動市場化開放，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同時，從全球范圍看，我國服務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競爭力不強，占據的市場份額也相對較少。對此，應全面推進服務業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對國內部分服務業存在的高門檻、壟斷經營等問題加強規制監管。其次，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可以根據我國各地區服務業發展水平存在的差異，采取具有針對性的舉措。例如鼓勵服務業較發達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經濟優勢、科技優勢、人才優勢等，在培育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同時，提高服務業的集聚發展水平；對服務業發展較差的區域，應采取適當的扶持措施，依托本地的優勢資源，大力發展服務型企業。最后，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以推動我國服務業與國際產業鏈接軌，提高我國服務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加快我國產業轉移進程。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顯著變化，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不斷從戰略層面推動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建設。例如：美國關鍵產業轉移呈現區域化、伙伴化特征。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之后，美國對我國的進口比例明顯下降，并且在輕工業品和電子產品上都出現了明顯的“外流”現象。疫情之后，美國對我國的工業依賴程度明顯下降，進口份額超過40%的品類出現明顯下降。從2010年起，我國開始向東南亞與印度進行產業轉移，而在中美兩國發生了貿易摩擦之后，產業轉移又有了進一步加快的趨勢。我國對東南亞、印度等國家的產業轉移仍在繼續，而且隨著國外供應鏈的修復，轉移速度也得到提升。在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需要始終掌握向外轉移的主導權，保證東南亞各國既能接受我國的產業轉移，又能提高其對我國進口的依賴性。
▲實現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從內外部環境來看，當前我國產業鏈發展在外面臨“數字+綠色”時代加快產業鏈迭代升級步伐等壓力，部分產業面臨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雙重風險；在內存在支持產業躍升的現代制造業發展不充分、支撐產業競爭的關鍵核心技術主導力不強、支配產業生態韌性多元的經濟“雙循環”不暢等短板。對此，應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我國產業鏈體系發展的促進作用。一方面，產業數字化使得傳統產業的技術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時推動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③。另一方面，數字產業化能夠豐富信息產業發展模式，通過信息通信產業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從具體措施來看，政府部門需積極參與到產業數字化進程中，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利用國內各行業的活動數據為數字企業提供助力。
▲掌握全球產業鏈主導權。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企業的生產流程正逐步呈現出全球化、可細分的特性，傳統的縱向綜合分工模式已被打破，全球產業鏈開始出現“片段化”的趨勢，各國的產業鏈將在全球各地發生重組與轉移。全球產業鏈在供需和制度方面出現的變化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動機。逆全球化現象更是加快了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速度，進一步強化了投資、貿易的區域化或本土化，世界各經濟體系都會相繼出臺相關政策以提高本國產業鏈自主性。我國要把握好全球產業鏈重構這一重要機遇，掌握全球產業鏈主導權，進而提升話語權與影響力，同時防止全球產業鏈出現斷鏈而對我國產生的不良影響。積極推動產業體制機制改革，實現本國產業鏈轉型升級。在此基礎上，構建完善、公平、多元化的國際合作平臺，利用對外開放平臺深化國際合作，擴大開放范圍、開放領域以及開放層次，建立國家間自由貿易區，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此同時，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其他國家形成互利共贏的產業合作紐帶，助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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