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應鏈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震蕩。全球供應鏈震蕩不安，宏觀環境波譎云詭，這一切都給身處其中的企業增加了更多不穩定因素。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朱恒源長期從事產業研究，他認為，新一輪產業革命，必將導致產業格局的重構，這種重構必然會反映到各大經濟體之間的重新定位。
朱恒源用“躍遷”形容當下全球正在經歷的產業轉型。這本是一個物理學現象，所謂電子躍遷，指的是處于低能級軌道上的電子，在吸收足夠能量之后，能夠躍遷到高能級軌道上。
類比到經濟發展上，每當遇到產業革命時，其也將面臨不同范式軌道的轉換，朱恒源稱之為“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
在經濟學上，所謂“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是指在若干通用技術取得關鍵性突破后，相互關聯的“技術族群”出現大規模創新，隨之形成了相互關聯的市場、產品、工藝、技術、組織和管理創新的組合，開辟出一些新的投資和盈利的市場。這些變化最終將影響產業形態、結構和組織體系，最終改變社會結構，引發新的產業革命。正是由于有新范式在孕育，方有百年未有的產業大變局。這種變局，尤為考驗中國供應鏈的韌性。
這場以智能化引領的產業革命，正在沖擊原有的產業格局，對芯片的需求正在呈現指數級增長，這種結構性的變化要求供給端也發生結構性變化。中國是這一輪智能化革命的中心。與前幾次產業革命不同，中國已完成了產業體系的信息化升級，又有規模龐大的本地市場，這是技術創新的肥沃土壤。
如何抓住這一輪產業革命的機會，同時在變幻莫測的政治環境中突破技術藩籬，找到新的產業發展之道，是當下中國的關鍵命題。
01 全球化加劇不平等
《財經十一人》：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之后，一些外企正在將它們設在中國的廠房或供應商遷移至東南亞和印度等國，東南亞正在成為去中國化最大的受益者。很多人擔心，它們是否會取代中國在全球制造中的地位？
朱恒源：供應鏈的遷移有兩個驅動因素，一是成本，二是安全。在全球的大系統下，隨著成本的增加，生產一定會從成本高的地方流向成本低的地方，這是一個很早就發生的現象。
但產業鏈的區域分布，畢竟要以區域的產業能力為基礎，其地域結構分布不可能超越產業能力，捏面團似的被一些偶然因素支配，隨意變來變去。
一個國家產業能力的積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同時需要一些運氣。中國制造業過去30年的產業能力積累，在全球范圍內都不是普遍現象。其他國家要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也要具備與中國相當的產業能力，這同樣需要經歷一個積累過程。
我的判斷是，現階段中國的產業能力仍是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一極，產業鏈本身不可能移走，也不會大規模脫鉤。
《財經十一人》：也就是說，偶然因素有改變全球產業鏈分布趨勢的作用，但產業積累才是真義。那么中國制造30年的產業能力積累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
朱恒源：每一次的產業革命，都給后發國家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在產業發展史上，出現過三次由范式變遷所引發的產業革命，分別是機械化革命、電氣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
第一次產業革命中的英國、第二次產業革命中的美國以及第三次產業革命中的日韓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都是借助新產業革命的機會，向新產業范式轉型，完成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躍遷。同理，現在以智能技術為中心的這一次產業革命也是如此。
第三次信息化革命之后，生產組織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全球貿易中，發生交易的原材料和成品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絕大部分是中間品，全球價值鏈高度碎片化。
價值鏈的碎片化和全球化背后是資本市場的全球化，投資人希望在全球尋找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方進行投資。
這種投資以跨國公司為代表，它們會通過產品市場、股權市場和資源市場的優化配置，尋找全球效率最高的投資標的。最初跨國公司把中國作為市場，將產品賣到中國。之后，它們又將服務和生產放在中國。隨之而來的是，他們慢慢把工程、低端研發也設在中國。久而久之，發展中國家就這樣，在價值鏈的轉移中逐漸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界表現出很強的學習能力，把產業鏈上的能力逐漸吸收，留為己用。
《財經十一人》：全球化目前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逆全球化的現象層出不窮，出于產業安全的考量，各國如今正在致力于建立本土供應鏈。
朱恒源：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是，產品、資本和價值鏈的生產活動可以全球流動，但勞動力由于政治、社會、文化等原因，不容易全球自由流動。當產業活動流出某一地區后，這一地區原有產業鏈上的工人群體如果技能得不到相應的更新，就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銹帶（指美國傳統工業區）的制造業工人，在該地區制造業衰落之后，工人面臨失業的情況，這極容易引發社會問題，進而導致所謂的反全球化浪潮。
現有的產業軌道，包括產業格局，是三次工業革命疊加形成的。每一次產業革命，產業躍遷發生的時候，都會造成全球產業格局和全球產業治理結構的重要變化。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就擔心美國制造業被日本的低成本制造打垮。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制造業失去了540萬個就業崗位，造成的結果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內部分布不均衡。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一是在這場信息技術革命之前大量培訓這些工人，讓他們適應新的就業崗位，保證收入增長。這就需要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的結構性調整，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需要社會有共識、產業有空間，還需要社會有韌性，允許試錯的空間。調整不及時的話，就會導致在各個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所謂的民粹主義的思潮。這個思潮導致各個地方出現反全球化的現象。
全球化所導致的產業格局的變化，最后會反映到政治爭拗上，全球化并沒有延緩不平等，而是加劇不平等。
《財經十一人》：這種產業格局的變化所帶來的爭拗發展到一定程度，導致什么結果？
朱恒源：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個新的產業革命，靠新的科技和產業革命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初露端倪的智能技術革命。這場革命大概起源于本世紀的頭十年，再經歷四五十年的時間方可完成。未來形成的結果大概率如下：生產設施會在社會中網狀分布，產能將會被多個商業主體共享，大規模定制化生產成為可能。
這是一場全新的全球產業版圖重構，全球范圍內的產業治理機制也會發生相應的調整，造成產業秩序甚至國際秩序的重構，極端情況下可能引發激烈的沖突甚至戰爭。
02 解決“卡脖子”問題沒那么難
《財經十一人》：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下，美國正在采用一些技術封鎖的方式，限制中國的科技發展。針對一些“卡脖子”問題，中國如何補齊短板，以免錯失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的發展機會？
朱恒源：解決“卡脖子”和“補短板”的問題沒有那么難。先來看一下技術封鎖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會有所謂“卡脖子”問題？
上一輪全球化形成了一個全球產業的分工體系，這個產業體系以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能力為基礎，再根據各個地區的資源比較優勢，形成了一個全球的分工合作體系。
這個全球分工體系是相互嵌套、相互依存的。各參與方都假設或默認這個分工體系的合作性：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我買你的東西，你就會賣給我，因此我不需要“重新發明輪子”，什么都自己建。在全球化高歌猛進之際，這一機制運轉還算順暢。大家彼此都不覺得這種相互依存會有大的風險，于是彼此相安無事。
但一旦逆全球化進程出現，一方突然說，不行我不賣你了，不僅不賣給你，而且我還不讓別人賣給你，就是所謂的“封鎖”，似乎變成“我卡住了你的脖子”。但是別忘記，原來彼此都是獲益的，不僅買家得到技術獲益了，賣家也獲益了，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系。
每當產業革命發生的時候，就會出現新老產業范式的替代，這就避免不了競爭、沖突。要經歷一個對原有產業體系“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從而解構原有產業格局，形成新的產業秩序。在這個當口，原范式主導者會本能發起技術封鎖、零部件斷供以及發動全球產業鏈對后發者脫鉤，阻止后發者搶先向新范式躍遷。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保住自己在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
本質上，這是新范式構建時，與原有范式主導者之間形成的矛盾和沖突。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有跡可循的，典型的有第一次產業革命時英國對美國的封鎖，和第二次產業革命時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的封鎖。
但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這些技術封鎖，并沒能阻止后發者在原有范式技術的學習，也沒能把新范式的探索者完全卡死。
理由是，相對于新范式的探索，關于原有范式的信息更加充分，后發者學習追趕難度相對較小，技術再怎么封鎖都會以各種方式溢出。英國當年對紡織機等“新”技術的封鎖，并沒能阻止美國紡織業發展，更沒能阻止美國利用在歐洲（包括英國）發端的基礎科學發現和關鍵技術發明，搶先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
只是后發者不能再簡單假設我買你就會賣，需要以我為主，開啟一個對原有范式條件下的關鍵技術的學習過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補短板”。
補短板有多難？這就涉及產業技術學習上要克服的兩類障礙。技術的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關鍵技術的“緘默性障礙”。
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任何科學技術原理的知識都可以低成本獲得，技術原理是卡不住的。難的是技術訣竅，也就是緘默的知識。緘默的知識通過許多次試驗試錯來的，就像騎自行車，懂了車的機械原理、懂了運動平衡原理，但要學會騎車，必須實地騎上去，摔個幾次才會。這就是技術的學習曲線，學習次數和學習所得之間不是個比例關系，而是個指數甚至是呈指數關系，積累到一定程度，突然急劇上升。
原則上，只要投資于緘默知識學習活動的強度足夠大，Knowhow（技術訣竅）的問題就能解決。緘默知識的學習成本靠產業化來覆蓋，從而完成創新的正循環。學習的成本由誰來承擔？市場需求。只要有市場需求，就有人愿意支付學習成本。
另一方面，通過人才的交流和流動，緘默的知識也會滲透。我們還可以通過讓多個不同的組織往不同方向上試驗探索，十個組織中只要一個組織學出來就行了。這就像我們需要一個會騎自行車的，可以讓十個同學都去試，誰先會騎了，都能給大家啟發。
產業技術體系的學習，要克服的第二個是所謂的“復雜性障礙”。例如大飛機和通用操作系統。在原有技術下，當產業高度模塊化之后，分工特別細，掌握架構的企業具有先天的優勢，可以把產業鏈上模塊化的企業調動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態。生態基于架構，發展了一系列應用，這些應用滲透在各個方面，形成了跨物種的網絡規模經濟，任何逃離這個系統的創新，如果沒有規模經濟，都轉不起來。
《財經十一人》：這種復雜性障礙很難跨越，可不是多學多試幾次就可以的，怎么去跨越？
朱恒源：當市場規模足夠大、市場內的需求足夠多樣化，能夠養起這個復雜性系統的時候，這個門檻就有可能跨越。如果我們的市場規模足夠大，就自己再養一套系統。
舉個例子來說，在Microsoft word（微軟文字處理軟件）剛出來的時候，其實比現在的WPS難用多了，為什么Microsoft word現在改進得這么好用了，是在萬千用戶的試用和對手的競爭中改進的，大家用習慣了，就不愿意換，于是就形成了用戶和產品系統之間相互鎖定的局面，倒不是說Microsoft word這樣的產品，技術上有怎樣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真的沒得用了，就會有不同的廠商來為本地市場需求開發，幾家競爭，最終形成一個可以替代Microsoft word的系統。
所以，要補原有產業范式條件下的短板，需要靠技術學習的規模和強度來跨越緘默性障礙；而復雜性門檻，是按照原有的體系人為構造一個新的系統，靠本地市場需求的規模和多樣性，通過本地競爭來實現。技術始終是演進的，在技術系統代際競爭的當口，后發者對在位者的替代屢見不鮮。
03 中國依然是產業革命熱土
《財經十一人》：在新的一輪產業革命中，中國是否有自己的優勢，或者說中國的起點在哪里？
朱恒源：所謂產業革命，一定是一個全球尺度的現象。智能化的產業革命，不僅中國身在其中，而且全球各個經濟體都不希望錯過這個機會，發達經濟體如美、歐、日韓更是如此。
在這一輪競爭中，中國在全球產業格局中的地位獨特。中國是一個剛剛完成工業化、信息化的最大單一市場，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每一次產業革命都是基于充分利用了前（數）次產業革命的成果，因此未來智能化產業革命的探索，必然是來自已經完成信息化的工業國家。而那些沒有完成工業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需要先完成工業化、信息化。比如越南，正在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完成工業化進程，就是全球產業梯次發展的一個例子。
如今，中國已經完成了產業體系的工業化、信息化升級，又有規模龐大的本地市場，這給新范式的探索——無論是新產品、新工業，還是新生產方式、新組織方式，甚至新生活方式的創新都提供了最大的試驗場。中國這些年發展起來的有國際影響力的產業，如電商、外賣、電動汽車，都是依托自己的工業化信息化能力，在新領域進行產業探索創新的成果。
另外，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經濟體，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還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板結化不嚴重，對創新可能帶來的社會沖擊有一定的韌性，這對于產業范式的探索是特別有利的。
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內燃機在歐洲先發明出來，但當時的歐洲是一個馬車友好型社會，對于汽車的使用實施了許多限制性的措施，典型如英國的《紅旗法案》等。最后的結果是汽車先在美國實現了大規模應用。幾乎所有的產業革命發生時，相對于原有的社會結構，技術都是過剩的，創新的產品不僅僅要技術上能實現，還需要商業的可持續，社會層面能接受。因此，創新要素總是圍繞需求相對活躍、社會相對寬容的區域聚集，這些地方會成為新產業范式探索的創新熱土。
從現實情況看也是如此，中國2000年研發強度（研發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到了2021年，研發強度達到2.44%；從總量上看，中國在研發投入上僅次于美國，在投入結構上，對發展的投入要比美國高。這樣的投入總量和結構，適應了產業創新的需要，為新產業范式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創新成果。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技術等方面，一些科技成果已經開始走向產業化，開始涌現一批有全球影響的產品、企業和新興的產業模式。
《財經十一人》：以芯片產業為例，在這樣全球缺芯潮下，中國如何在危機中找到自己的機會？
朱恒源：在一個產業系統中，需求方和供給方的互動關系是產業秩序的核心。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中國對芯片需求的增速也是全球之首。
最大的市場、最高的需求增速，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話語權：全球芯片產業鏈的秩序，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治理安排，否則，全球芯片產業鏈結構就不可能處于穩定的狀態，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這也是造成當下國與國之間沖突的原因。
全球圍繞芯片產業的結構性矛盾，在中國市場表現得最為尖銳，這既是對中國產業系統的挑戰，也是中國產業躍遷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克服技術體系的緘默性障礙和復雜性障礙，我們就有機會補上短板，并借助新產業革命的大勢，搶先開始新范式的探索。
《財經十一人》：中國產業升級的探索會對全球的產業格局有怎樣的影響？
朱恒源：中國現階段的產業升級，和日韓曾經的產業升級有重要區別。這一輪的產業升級恰逢全球范圍內的新科技革命導致的產業范式變遷，是一個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變革的深度、廣度和烈度與日韓當年經歷的產業升級，都不可同日而語。
對中國而言，眼前國內產業的主要任務有兩個：
第一，在全球化回潮的情況下，立足于自身建立基本的產業創新系統，把原來產業中的結構短板補齊；
二是利用已有的產業優勢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產業轉型的經驗，盡快探索出新的智能革命的產業范式。
另外，隨著中國產業的升級，原來中國的一些產業能力也必然會外溢到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在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上有比較優勢，也需要通過工業化、信息化發展自身的經濟。因此，推動在中國已經不具優勢的產業向這些地區轉移，把中國工業化的經驗向這些地區擴散，與這些地區原有的資源優勢相結合，從而形成產業鏈上下游梯度合作的關系，不僅有利于這些后發國家的發展，也有利于中國自身的產業鏈提高全球化韌性，部分抵御個別發達國家和地區偶發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沖擊，形成與全球各個地區產業和而不同、共同發展的局面。
共0條 [查看全部] 網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