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在尋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解決方法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最近，著名趨勢學家、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杰里米·里夫金的新著《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一系列相關文章再次勾勒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令人震撼的圖景。越來越多的事實讓人們開始感受到這次浪潮的氣息，而由此引發的“中國制造”崛起是否被終結，以及如何實現中國產業轉型的大討論也進入高潮。

　　產業革命決定經濟發展的未來，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蒸汽時代”和“電氣時代”的經驗表明，工業革命必然與科技革命相伴而生，以“智能制造+低碳能源”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依然遵循著創新突破的路徑。而從“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美國正借“第三次工業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機試圖引領全球產業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紀初以來，美國曾經長期占有世界制造業的最大份額，到了20世紀50年代前后，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曾經高達50%左右。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產業轉移的發展，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進入20世紀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大趨勢，美國轉向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凸顯。受此影響，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的份額日趨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 ，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額為19.4%，略低于中國的19.8%，從而喪失了百年來世界制造業產值頭號大國的地位。

　　因此，重奪美國競爭優勢，重振制造業就成為美國長期戰略的“軸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重塑美國新的競爭優勢。但美國所提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對以往傳統工業化的揚棄，其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術，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制造計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

　　現實情況表明，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尚處于前夜，不過，它所引發的蝶變及版圖重構的影響決定不可小視。正如前兩次工業革命一樣，它必將從生產分配方式以及全球產業資本流向等多方面帶來沖擊。首先，由于新的產業革命是以信息技術和能源技術融合為特征，生產正在走出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線式的規模生產，這使得生產成本不再是決定企業成本的關鍵因素，終端產品的競爭優勢來源也不再是同質產品的低價格競爭，而是通過更靈活、更經濟的新制造裝備生產更具個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產品，這對于憑借低要素成本實現大規模生產同質產品的中國來說，將是極大的挑戰。

　　此外，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逐步展開，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出將逐漸逆轉，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這不僅會導致美國資本回流，而且其種種優勢和巨大的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使得中國吸引全球制造業資本趨緩。事實上，這種產業資本回流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自去年11月份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DI)大多數月份處于負增長，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了6.87%。隨著國家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全球產業資本和財富開始在國家間重新配置。

　　而對于中國而言，更大的挑戰來自于技術保護和壟斷。當前，恰逢我國正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中美兩國難免在一些產業上構成某些“交集”，構成直接競爭。由于美國擁有技術、資本和市場等先發優勢，將更有可能成為新型裝備、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美國在加強科技創新的同時，也將進一步采取措施保持和強化其技術優勢，這會導致中美為搶占新興產業制高點和國際市場產生激勵競爭，知識產權保護、貿易摩擦將會不斷加劇。

　　歷史上，每一次工業革命都為后發國家成功實現“趕超”打開“機會窗口”，但遺憾的是，中國并未抓住前兩次工業革命的機遇。這次，中國不能再次“旁落”，盡快調整工業戰略，尋求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為新的工業革命做好技術、人才和政策儲備，我們枕戈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