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國的溫州老板跑路潮到北國鄂爾多斯的高利貸自殺者，高利貸的黑手不再是專屬于黑社會把持的地下錢莊，而是上升為上至銀行職員、政府公務員下到平民及拾荒者的一場全民皆貸的盛宴，而從溫州到鄂爾多斯的一件件跑路、自殺事件背后的資金崩盤，成了資本利益和人間信任之間最后的晚餐。在這里，沒有一個人或組織站出來承擔這個問題的結果，當然沒有誰能承擔得起，但是在全國倡導和諧社會建設的今天，資本利益把人間信任打得粉碎，難道背后沒有一只黑手嗎？在這里筆者只談我們締造了中國猶太人的溫州和人均收入可媲美于世界發達國家水平的鄂爾多斯這兩個地方，在經濟快速崛起后又為何沉淪了信任道德。
溫州老板跑路潮引起全國關注的事件莫過于國內最大眼鏡商信泰集團老板胡福林的跑路與歸來。胡福林的跑路是因為企業盲目擴張，將錢投資于自己不熟悉和不善長的LED、光伏等領域，在光伏產業低潮，LED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回報大大低于投資，同時隨著銀行催款越來越緊，借貸越來越難，運轉困難，而高利貸的催逼成為促使他跑路的最后一個終結因素。在這里“胡福林”不是一個人名，而是一個群體的符號，他代表了溫州以及全國很多地方民企以拆借高利貸來做資本緩沖，最后陷入高利貸困境的企業家。這一類企業家有雄心和膽略，而人性中的貪婪更甚其上。在金錢的誘惑中，他們不斷地在過熱行業投入資本，大到房地產、能源，小到綠豆、大蒜。希特勒曾認為：猶太人是劣等民族，并進行了絕種式的民族大屠殺。我想原因之一是因為他認為猶太人太精于算計，唯利是圖。這一點在這群貪婪的溫州商人的人性中有所體現，并切實了引領了全國人民炒房熱，使房價幾年間飆升六七倍……高利貸下的資本盛宴崩盤了，席卷了余下的資本跑路。這是一個人在遭遇資本滑鐵盧之后最好的出路，但是一走之后留下的卻是信義的蕩然無存。我們不難發現那些高利貸借錢于民間的人開著寶馬奔馳，騙銀行貸款的人展示著假冒的無價玉衣，得手之后一并消失。他們只有一條——利用別人對他的能力信任和道德信任換取了金錢。隨著債權人的消失，擔保公司一個個倒閉，擔保人或隨之跑路，或自殺謝罪……在中國這個親情社會圈，人們用親情的信任保障著利益，用利益維系著親情的信任，當這些人丟下數億元的民間借貸，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相信當前在如溫州這般民間高利貸活躍的區域，人與人之間除了陌生就是冷漠而已了。
說完南國的溫商，再來談談北國秋風中寒意濃濃的鄂爾多斯。如果說溫州有著猶太人的精明的話，那么鄂爾多斯絕對是有著蒙古族直爽信義的一面，所以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溫州人跑路了，而鄂爾多斯高利貸者自殺了。即使在這樣一個崇尚信義的蒙族集聚的區域，人性的貪婪讓我們依然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在不斷地吞蝕著良田，也彰示著貪婪的心。鄂爾多斯是一個以資源和羊絨而著名的城市，人們生活水平較高，活躍起來的民間借貸使得這個崇尚信義的城市在房地產冷市、產業升級和銀根緊縮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催逼下，一步步走向徹底崩盤的邊緣，金錢在一次次的沖刷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直到人們走向檢舉走向法庭，親友反目，家庭冷漠……這樣的事例俯拾即是，在這里不再列舉，這里面沒有“仇者快，親者痛”，可以說“大家都有傷”。
在這場全民皆做高利貸者的背后是人性的貪婪，在貪婪背后給無數個民企和個人在發展與還債掙扎中造成了囚徒困境，導致背棄信義而跑路，精神崩潰而自殺，隨之傷害的是那些民企所在的產業，和活躍在產業鏈條上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在這里我們看到：推高高利貸產業的是民企，受害于高利貸的也是民企。不管是溫州還是鄂爾多斯，為什么都是民企？
前面我們談過，民企老板依據直覺和膽略盲目地擴張，對于利益的評估遠遠大于投入風險的評估，人性中的貪婪在這個自由的經濟體中得到了放縱，獲得過利益也釀造了苦果。在越來越趨于國際化和規范化的中國市場經濟，在激發人性貪婪的同時也用市場的道德規范和懲罰制度去約束，在貪婪的驅使下必然有很多企業家像在八九十年代創業一樣做出違反現代市場經濟規則的交易和業務，不遵循市場道德規則必然要付出代價。這告訴我們民營企業家，這不是中國的剛改革開放時代，而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時代，這個時代來得太快，思維、手段要有所改進和及時跟進，市場道德觀念也要在發展大局中重建。
企業陷入高利貸困局的另一個背景我們要看到中國制造業正在走向轉型期，只是從量上的盲目擴張，而沒有質的提升，在今天的中國市場競爭中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中國作為OEM大國的優勢已正在向越南、印度、老撾等一些周邊生產力更加便宜的地區轉移，在員工工資、生產資料等一系列環節里中國已失去了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賺取利潤的時代，國內企業再想謀得發展必須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競爭力，依靠創新和品牌來獲得與發達國家市場競爭的勝利。在這場企業轉型中，研發創新需要資本，高端裝備上馬、改造需要資本投入……這一轉型來得太快，而所需要的配套援助卻來得太慢。與這些相反的是國內民企承擔了高額的稅賦，吏治腐敗更使得他們雪上加霜；在很多的產業領域也阻止了民營資本的進入，在能源、電力、通信等領域我們鮮有看到民營資本的身影。在這個轉型期，適逢當前銀根緊縮斷掉了民企正常的融資渠道，只有依靠于高利貸，推高了高利貸，最后掙扎于高利貸……
我不想想得太多太深刻，在蛙聲一片的中國民企困境里，看著那些無奈放棄經營了幾十年的工廠，忍痛背棄至親的親友信任，絕望地離開人世的老板們和高利貸受害者，誰縱容了人性的貪婪，誰掐住了這些人命運的咽喉？誰讓借貸高利貸者和放高利貸者在這場資本盛宴中都受到了傷害？最后傷害的是人與人之間最寶貴的信任。信任不在，和諧社會如何構建？
在一篇回憶錄中曾看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名受害于文革時期的女記者在平反后的追悼會上，有兩個人發來了道歉信，一個是時任文革時期的文化部部長陸定一，他道歉于當時沒有有效阻止那個事件，沒有保護好這個女記者；一個是漫畫家華君武，他曾奉命而作了一幅漫畫來諷刺了這個女記者。他們都沒有力量去避免那場浩劫，但是間接的幫兇角色卻讓他們善良的心有悔過之意而道歉。反觀如今，我們不能指出誰是這場傷害中的幕后黑手，但是不是也該有人或組織站出來為這件事情道歉或引咎呢？誰該來為這場沒有贏家的傷害埋單？
最后想說的是：工業自動化業界的企業也是當前中國產業升級轉型中的泱泱一員，別人的教訓謹當為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