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博士博樂仁服務于西門子20余年，1994年便已是企業研發部主管，現為西門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基礎設施與城市業務領域首席執行官。這一業務部門是去年新建的，西門子在此領域的雄心可見一斑。
城鎮化趨勢與挑戰
問：西門子在去年10月成立了一個新業務領域——基礎設施與城市，主要負責城市及相關配套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否說明你們非常看好城鎮化的前景？
博樂仁：中國有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還會持續增長，城市發展迅猛。城鎮化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如此眾多的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國和許多國家一樣在很多方面面臨著諸多挑戰。
第一是交通。城市的人口流動和物流本身就是個巨大難題，由此產生的空氣污染等其他問題也亟待解決。第二是能源，包括能源供應和能源的使用效率。第三是水資源。水資源浪費、供應和成本是城市發展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第四是有關城市治安和居住條件，如醫療保障系統、空氣質量、犯罪率等。
我們有專門負責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案和部門：交通管理、能源管理、工業與城市水資源管理、城市緊急安全系統、城市醫療保障系統。針對城鎮化的調整，你必須保證組合方案全面且具有競爭力，滿足城市、基礎設施的種種需要。
問：對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路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應當發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有人則認為應當發展中小城市集群。從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設角度考慮，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博樂仁：城鎮化之所以成為趨勢，原因很簡單：人們需要學校、醫院、公共交通、休閑娛樂等基礎設施，城市是提供這些設施最佳地帶，而這些設施也必須建在人口相對密集的地區。集約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這正是經濟騰飛帶動城鎮化快速發展并且城市愈加密集的原因。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紐約是個典型的例子。紐約非常密集，連地下空間也所剩無幾；甚至向這座城市輸送足夠的電力都成為難題；為保證安全，地鐵運營必須采用更為精準的技術。規模越大，城市密集程度就越高，然而這是有限度的。一座城市的人口可以是成百萬上千萬，但超出城市承受能力的四五千萬就是天方夜譚了。
問：對于你剛才提到城鎮化面臨的挑戰，有什么可能的解決措施？
博樂仁：原則是運營成本低，效率高，中國完全可以負擔得起，而且符合中國“十二五”規劃中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標。
具體拿倫敦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在倫敦建立了一個城市與機場快速連接的交通模式，倫敦交通局還采用了我們的“擁堵收費系統”，從而有效控制去往倫敦市的交通流量；此外我們還為倫敦提供可減少高達40%燃油及尾氣排放的混合動力公交車；并通過公交衛星定位跟蹤系統為乘客提供實時公交信息。通過這些組合方案，我們幫助倫敦的交通流速提高37%，同時減少大約每年15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給城市帶來源源不斷的收入。
我們通過優化系統管理著4萬棟寫字樓，幫助物業減少能源費用，先進的智能樓宇系統一般能使樓宇的能耗節約20%-30%，甚至40%；我們運營著世界上最高效的生產整合系統，確保生產高效、可靠；我們擁有能源自動化技術，運營著多座智能電網，甚至可以負責管理某個國家的全部電網，對其進行監測和優化。很多案例可以證明我們有能力和中國在這些方面取得雙贏。
問：中國的城鎮化處于蓬勃發展的階段，但這種狀態還會持續多久？
博樂仁：我認為城鎮化會加速。為應對這一趨勢，政府需要更先進的技術，同時也會加強推進使用高效能源、減少單位人口和人均GDP的能源消耗和水資源消耗，使城鎮化成為一項可持續的進程。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基建？
問：中國基礎設施的發展空間誠然很大，但也應該考慮當時當地的合理性，比如說，是否有真實需求，是否有實際效益，是否支付得起，等等。現在有不少批評，很多基礎設施的使用率很低，有的高速公路往往只有一輛車在跑。這說明這種需求不是有效的。你判斷中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需求有多大？
博樂仁：一方面，基礎設施的發展是需要長遠規劃的，一兩年建設的基礎設施會使用二三十年，而且投入很大，因此最好確保這些建設真的能夠支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中國有較高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水平，即便如此，在投資時也應力求謹慎和準確。
在大多數情況下，基礎設施總是滯后的，看看地鐵和電力供給的情況就明白了。我們必須確保基礎設施支出的時機合適，因為這支撐著GDP的增長。中國現有9%的增長率，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增長率是7%，仍然很高，這意味著必須理智、可持續地利用遞增支出以維持高增長率。這需要合理的計劃，還必須知道有什么樣的技術可用。和技術領先的公司合作是明智的，這可以保證這些基礎設施盡可能長的時間不過時。
問：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產業轉移，包括地域上從東到西和價值鏈上從低到高的轉移，你怎么看待其現狀和前景？這將如何影響西門子在中國的戰略？
博樂仁：中國巨大的勞動力供給是一大優勢，也是一大挑戰。中國一度是“世界工廠” ，但現在沿海地區薪酬上漲，勢必造成競爭力減弱。另一方面，人口如此眾多，意味著工業區的轉移有助于大陸實現高附加值，產生就業機會和維持該產業。
沿海地區需要新的、更高附加值的產業。創新和技術發展主要發生在工業化的沿海地區。挑戰在于，中國不但要為高新附加值的技術建立基礎設施，還必須在內地進行基建，為迎接正在轉移的產業奠定基礎。這不僅需要資本，還要培訓人才。這需要支持，我們就是來提供支持的。
許多公司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這是否會成為主流？我不確定，但我覺得選擇不太多。比之將人口由東部遷至西部，這是最好的選擇，也給當地人居住的地方帶來了工業化。當然，如果你們希望利用巨大的勞動力，還必須培訓他們，必須在西部建立好大學和職業培訓。
無論中國的產業如何轉移，都不會對我們的戰略產生很大影響。因為我們服務的是整個中國市場，辦事處遍布全國。我們還計劃增加中國大陸的制造廠。
問：中國未來五年的基礎設施發展和城鎮化主要在哪些方面有重大發展？
博樂仁：至少有兩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是能源效率。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增長率仍有7%以上，這意味著要么提供更多的能源，要么提高效率才能得以維持。提高效率是惟一正確的舉措，尤其是建筑業、交通業。
另一個是醫療保健體系。中國企業成長壯大，走向全球是遲早的事；同時中國人均收入不斷增長，這意味著不斷推高內需比例。相較于德國的50%-55%、美國的70%，當前中國30%多消費水平有點低，發展潛力巨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醫療保健體系，它讓人民生活得更健康，也會日漸成為社會穩定和諧的強有力的驅動因素，前途光明。
如何成功走出去
問：西門子現在專注于新興市場，但新興市場往往是風險與機會并存。你們如何評估和管理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或法律風險？
博樂仁：許多新興市場，我不認為有特別的風險。其他新興市場在不成熟時可能會有政治動蕩，但目前中國市場非常穩定，我不把這個視為一個特殊的話題。
問：作為一個跨國公司，西門子聲稱在中國市場能夠通過提供產品和服務來提升當地價值，具體如何理解？
博樂仁：2011財年，我們在中國的營收達到63.9億歐元。我們在中國有3萬員工，其中包括大量工程師。我們在中國有16個研發中心——一句話，我們是個本土企業。“本土”意味著我們在這里生產的不僅是產品，而是全套：包括開發產品，設計產品，制造產品。我們就地取材，在本地市場銷售，這意味著我們把整個價值鏈都帶到了中國。
我們還在研發適合和滿足中國市場需要的產品，我們稱之為SMART產品，這五個字母分別代表簡單易用、維護方便、價格適當、可靠耐用和及時上市。我們推出了160個這種SMART產品，還有50個左右在全球銷售的產品也主要產自中國。我們相信，中國的消費者和政府都認可，這對大家都是有益的。
問：你提到你們是一家本土企業，這很有趣。西門子的“本地化”具體內涵是什么？為什么這對你們很重要？
博樂仁：我們的所有東西都是本地化的。我們和中國人合作；我們正在減少來華國際員工和在華非中國人員工的數目；我們在中國工作的員工只有1%為非中國籍。
因為中國人最了解他們的市場。首先是語言和文化。如果你想要進入一個市場，就必須利用當地的系統。這不意味著我們不利用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技術專長，因為很多中國經理和工程師在歐洲接受培訓。他們長期居于德國，學會該做些什么、如何設計，然后引進回國。那1%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大部分是專家，他們把我們需要利用的頂尖技術引進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模式，也是一個成功的模式。國際公司樹立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會的形象也很重要。
問：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開始“走出去”，但不少企業在其他市場也遇到了一些麻煩。作為一個成功的跨國公司的高管，你如何看待中國公司走出國門？你有什么可以讓它們做強、提高地方價值的建議？
博樂仁：首先你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競爭力。在其他市場上開展業務意味著你要拿出更優質的產品，你的產品需要以相同的成本或價格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或者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相類似的服務。所以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你需要對目標市場有所了解。
其次，如果開展國際業務，你還需要在目標市場當地建立一支團隊，也就是“本地化”。
如果你在德國銷售產品，你可能想雇一位德國人，或者某些了解德國市場運作的人協助管理，幫你解決銷售、滿足生產要求等種種問題。最后就是關于選擇目標市場的問題，你要選擇，讓中國產品首先進入歐洲，還是某個市場要求更為合理的其他國家。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但以上這些算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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